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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评选二零一五年的中国文化名人,我会推荐电影导演姜文和科幻作家刘慈欣。在这一年里,他们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没有获奖,还挨了骂,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了奖,并受到赞誉,国家副主席还接见他。

这看上去的确有些不同。但他们实际上都堪称绝境中的男人,在接近群众中又脱离群众,同时颇具破坏性, 基本上讲,是在破坏我们的文化传统。

​二零一五年的中国文化名人在这一年,那么多人疯狂去拍搞笑吓人装神弄鬼寻宝打怪的电影时,姜文的《一步之遥》可能是唯一的一部硬要装入他自己顽固个性和偏执信念的片子,他要实验,要先锋,要有思想,还要批判现实,还要有形式感,还要有票房,这让电影、导演和观众都同时陷入了绝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不能接受这种四不象电影。这个彻底破坏他们的审美观了。

没有几个人想看这么一部愤怒、无奈和孤独的年度电影。在光怪陆离中,导演不停地控诉,展示出怪异的权力游戏感,所有角色的生死都变成了玩笑,荒诞犹如虚拟现实,世界变成了一台爱与不爱都无所谓的大机器。屠夫唱起意大利歌剧,父母成为筹码。从官员到学者再到平民都在地狱中挣扎并欢笑。所有人深陷恐惧,还不敢说出真话。两个看上去代表美好理想的女人,一个被谋杀,一个被追杀。一片混乱疯狂血腥中,主人公无法逃向月球,只好一个人跑向山上的红色风车,也在带着消费主义狂热表情的群众的好奇围观下被孤独地谋杀了。我在想姜文设计的其实是,主角和导演都是被银幕前的观众合谋下杀死的。姜文也许并不漠视他的观众,但也许是内心瞧不起他们。人民因此很不喜欢这部带有污侮性的电影。另外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姜文唾弃了二零一五年的流行文化或传统文化。他展现了中国人熟悉得不愿去正视的东西。姜文的破坏性还在于,他用他的市场失败阻止了其他人去拍同样的电影。

刘慈欣很久以来也是孤独的,他偏居山西娘子关的一个快倒闭的发电厂,埋头写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的科幻小说。科幻是一个很小的圈子。颇具实验风格的科幻也唾弃了当下所谓的流行文化或传统文化,如姜文电影一样长期在超前地自娱自乐。但它可能代表的一种世界性趋势,也就是如同最近我在哪里看到的一个说法,在二十一世纪,文学正在失去魅力,这个时代,兴奋跟文学不再有多少关联,兴奋属于科学界,如今跟科学界共进午餐比同作家共进午餐有趣多了。科学家站在时代前沿,世界属于他们。但中国文学界或文化界对此并没醒悟。《三体》最早是被出版社拒绝出版的。但大概美国人认为刘慈欣是代表潮流趋势的,于是把一个大奖给了他。而只要是外国的奖,中国人都很兴奋。不少没有看过《三体》的记者也来采访作者,没读过《三体》的官员还给他开研讨会,那场面就跟《一步之遥》里的选美大赛似的。而刘慈欣也真的朝着文化名人方向发展,可能会成为儒勒·凡尔纳那样的人物,中国还是头一个。今后,我预计迟早会有小行星或太阳系外行星以他命名。

​二零一五年的中国文化名人《三体》与《一步之遥》的相似,在于它们是大众声音中的少数声音,并产生破坏性。比如《三体》也表现了混乱、疯狂、恐怖和残酷,最后消灭了地球和太阳系,让绝望的残存几个人类成员孤独地逃向寂寞宇宙深处。但许多人还是不懂得刘慈欣到底要讲什么。有人只是把《三体》当作商战宝典。估计刘慈欣内心是孤独的。好心人甚至推出了一个刘慈欣答问录,提醒记者不要重复问同样的弱智问题。刘慈欣的破坏性则在于他用市场成功阻止了其他人去写不一样的科幻。一定程度上他被符号化了。中国知识界不少人认为科幻即等同于刘慈欣。而下一代年轻作者中的许多人在模仿《三体》风格。那些有自己的东西的人,正在着急修改自己。

二零一五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一步之遥》暗合民主之意,《三体》传递科学之味。这二者在中国还是相当陌生的。姜文和刘慈欣更像是生活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

提出推荐这两位做文化名人,一个原因,是快近年底时,另一件事也格外引起关注。有一个旅客搭乘飞机,得了重病,十万火急,但在送救中,航班和机场互相推诿,耽误了时间,随后红十字的急救车又不把这位乘客三甲医院,仅送到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被医生说成是来骗杜冷丁的。最后万幸有熟人帮忙才捡回一命。很多人觉得这不是孤立事件。整个过程就跟电影似的,充满了荒谬、权势、冷漠、悲凉、残酷、孤独,其中巨大的毁灭感和厌世感,正像是《一步之遥》,而也如《三体》,浸透了那种深到骨子里的、连家园故国可以毁弃的绝望。

看到这一幕,我非常生气,不禁产生了对二零一六年的最大疑问:为什么不是姜文把刘慈欣的小说拍成一部电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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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

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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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科幻作家,新华社记者。大学时代开始科幻创作,1988年、1990年获中国科幻银河奖,1991年获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1995年获中国科幻文艺奖。代表作有中短篇集《宇宙墓碑》、长篇《2066之西行漫记》《让我们一起寻找外星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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