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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肯德基,却不得不坐波音

即将坐国航CA九八九经纽约飞往巴西,机型是波音七七七。上次由北京往返里约热内卢,坐的也是波音七七七。在这漫长的航程中我构思了科幻小说《乘客与创造者》,写我们与波音的关系。波音成了上帝一样的存在。后来有法航四四七飞同样的航线,在大西洋上空坠毁。但那是空客。

波音即我们的现实。我不吃肯德基,却不得不坐波音。波音公司成立于一九一六年七月,到今年一百周年。中国与波音有很大关系。波音最早的总设计师是一个华人,他为波音掘到了第一桶金。如今习大大出访,坐的是波音飞机,他还访问苺波音公司。当年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也是坐波音。后来邓小平访美也坐波音。其他领导人出国也坐波音。第一位为中国抗战牺牲的外国人是个波音推销员,一九三二年他驾波音飞机打日本飞机,结果战死。如果没有波音,不知中国会是怎样。空中客车公司要到一九七零年才出现。

波音是世界最早最大的航空公司,它的诞生一下压缩了时空。这是坐海船全然无法想象的。所以,真正的全球化到今年是一百年。如果没有波音会怎样?领导人互访几乎是天方夜谭。我们常说,领导人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访问。他必须飞。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波音,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爆发了。二战后,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变得频繁,这是写信也电话热线社交媒体都无法替代的。很多敏感问题,就在领导人的促膝谈心中解决或和解了。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这在波音这里体现得很明显。不过这并不能否认波音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之一。

2004年我坐波音777由里约热内卢飞巴黎转机至北京。

波音曾遭到麦道的竞争,但后来前者把后者吞并了。最大的竞争来自空客。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也有社会主义竞争,比如苏联图式客机。现在有中国的C系列。但波音仍然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死而不僵”。从一开始,它就保持着创新性。一百多年前有一个耶鲁大学肆业的木材商,他的名字叫威廉·波音,头一眼看到飞机,就被震住,受好奇心和探求欲驱使,一心要改行去造飞机。这种心理,乃是西方科技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我猜不完全是为了赚钱。

波音是由一个外行打造出来的。在这家私人企业里,许多工程师和普通员工,都把造出好飞机引以为荣。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仍然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但这还是不能掩盖波音的创新本能。七四七宽体客机是一个例子。当时,研制超音速客机最有前途,而设计七四七却是丑小鸭,被视作根本不可能成功,设计师也自惭形秽。然而波音七四七却成了最具创新性的成果之一,反倒是超音速客机难产了。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说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如果换作全部由政府来为波音做规划,会是怎样?能否创造出一种比七四七更有灵感的飞机?或者波音早就破产了?都很难说。

波音之于中国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每年有几亿中国人直接感受它。在我看来,这可能比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迪士尼还要霸道。我第一次飞上天空,即是坐波音飞机,由南宁至北京,列子御风而行、鲲鹏扶摇万里的理想,竟这样实现了,而且它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视角。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空中旅行的一整套方式。比如必须要有空中小姐服伺。这也是波音首创的,后被世界仿效。还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的划分,还有机场的贵宾厅贵宾通道。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阶级压迫的象征吗?但我们也接受了,而且成了刺激中国人争取上进的动力之一,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我们活着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坐上波音七八七的头等舱。

从这看出,中国人并不排斥加入西方体系。我曾经想象,买了波音飞机后,中国会把头等舱拆除,或者搞C系列时,不设头等舱,因为一是中国人多,飞机要多载客;二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做到人人平等,官员更不该坐头等舱。但实际不是这样子。至少在天空中,我们基本遵守了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很明白。当然偶尔也会打破它,那通常是中国人情绪变糟的时候,比如遇到不加解释的经常性航班晚点,然后就出现了弄得脏不可进的厕所、随便打开紧急门、飞机没停就拿行李、强行升舱、辱骂机组、机上打架等,都是情绪不稳定的反映。但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飞行客源,航空公司常常只能忍耐。另外,好歹没有打出横幅站在跑道上阻止飞机起飞,说坐波音丢了祖宗的脸。

我曾设想这种情绪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在《乘客与创造者》中,十三亿中国人统统被装进波音飞机,连起落架舱都坐满人,成千上万架波音飞机排成大队一圈圈绕地球飞行,而且一直在黑夜里飞,永不着陆。结果大家都变得十分焦躁,刚开始还把飞机当作理想世界,后来就开始谋反,经济舱的乘客攻占了公务舱和头等舱,最后在起落架舱的异见分子的煽动下,把飞机给凿毁了,自我坠落。那么,这是波音公司的损失,还是中国的损失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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