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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五百年:科幻般的实验

我是一名科幻作家。有时我会提到一个词,叫“中托邦”。它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一个外国人最先说出来的。那是二0一一年一月十八日,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马克·哈里森来北京师范大学交流。吴岩教授请他在“御马墩”川菜馆吃饭,并邀北京科幻作家一起就餐。

马克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文化与语言学院副院长。他研究的是China’s futures,请注意,这个“中国的未来”是复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未来。马克说,研究中国的未来,就必须研究中国的科幻。很快我发现马克与我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中国比科幻更科幻”,而且他还用英文说了出来:China is more than science fiction。马克说,世界上有utopia(乌托邦),有dystopia(反乌托邦),那么,现在,应该有sinotopia(中托邦)。

马克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目。他说,BBC的节目,做得比中国官方的还官方。他完全没想到。科幻作家杨平问,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西方人吗?马克说,不,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一个中国。

马克来的这年,很是关键。二0一一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而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二0一六年,则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五年前,西方金融危机还在发酵之中。整个西方,包括欧洲,都有一种恐慌。那时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在西方看不到未来了,未来在中国。只有中国政府还在规划五年、十年乃至五十年之后甚至更远的目标,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将其变为实现。所以像《二0一二》这样的电影也把拯救世界的基地放在了中国。

就在马克与我们聊天的这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美国政府将其定位为“国事访问”。这时中国已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奥巴马说,通过胡锦涛这次访问,我们可以为未来三十年奠定基础。他讲的是“我们”。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未来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决定的。而到了二0一六年,我们已经在为二0四九年后的中国三十年作谋划了。

中托邦——当时我觉得马克讲的这个有点意思,后来我自己也使用它。中托邦直解就是“中国式乌托邦”,它代表了有关中国未来的梦想或想象,或中国目前正在打造的理想社会。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让人感兴趣的事情之一。

乌托邦是西方人创造的概念。“乌托邦”一词最早见诸文字,是一五一六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名字很长的书,叫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为《乌托邦》)。二0一六年,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距离乌托邦的提出,刚好是五百周年。在岁末,这件事是一定要提的。用吴岩的话说,所谓乌托邦,就是想象中的比现实还要美好的社会。

莫尔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与按需分配、人人从事劳动的“理想社会”。这也便成了共产主义的起点。因此,现在我们说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五百年”。自莫尔后,人们纷纷以一个完美城市作为乌托邦蓝图的原点,这里有意大利僧侣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国教士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

西方出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其中欧文也是英国人,他对建设未来乌托邦社会做了很多探索。他本人是一个资本家,在曼彻斯特与朋友一起开工厂,发了财,就开始搞共产主义试验。他在苏格兰创建了模范移民区、幼儿园,实行十小时半工作制,创建合作社,又在美国买土地,建立新和谐村,类似于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搞的共产风,一起吃“大锅饭”。结果半年就不行了,散伙了。

人们说,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让乌托邦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而今天我们正在做一次个宏大更新颖的试验,叫做“中国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科幻近此年在世界上火起来的真实原因。西方人已连续两年把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颁给中国人了。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科幻反映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科幻一直在尝试进行民族国家的再造。中国文化及科幻生产了两大特征:一是期待,二是终点。总体是面向未来,向未来的某个终点发展。

一六年十二月,北京一个“乌托邦、未来设计与科幻文学国际大会”,这是今年世界上最后一场纪念乌托邦五百年的大型活动。吴岩说:“我觉得这个会议甚至对理解中国梦、理解小康、理解百年奋斗目标,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在这一切都变得“轻微”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它将把中国的未来也得比科幻更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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