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科幻作家。有时我会提到一个词，叫“中托邦”。它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一个外国人最先说出来的。那是二0一一年一月十八日，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马克·哈里森来北京师范大学交流。吴岩教授请他在“御马墩”川菜馆吃饭，并邀北京科幻作家一起就餐。

马克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文化与语言学院副院长。他研究的是China’s futures，请注意，这个“中国的未来”是复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未来。马克说，研究中国的未来，就必须研究中国的科幻。很快我发现马克与我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中国比科幻更科幻”，而且他还用英文说了出来：China is more than science fiction。马克说，世界上有utopia（乌托邦），有dystopia（反乌托邦），那么，现在，应该有sinotopia（中托邦）。

马克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目。他说，BBC的节目，做得比中国官方的还官方。他完全没想到。科幻作家杨平问，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西方人吗？马克说，不，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一个中国。

马克来的这年，很是关键。二0一一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而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二0一六年，则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五年前，西方金融危机还在发酵之中。整个西方，包括欧洲，都有一种恐慌。那时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在西方看不到未来了，未来在中国。只有中国政府还在规划五年、十年乃至五十年之后甚至更远的目标，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将其变为实现。所以像《二0一二》这样的电影也把拯救世界的基地放在了中国。

就在马克与我们聊天的这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美国政府将其定位为“国事访问”。这时中国已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奥巴马说，通过胡锦涛这次访问，我们可以为未来三十年奠定基础。他讲的是“我们”。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未来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决定的。而到了二0一六年，我们已经在为二0四九年后的中国三十年作谋划了。

中托邦——当时我觉得马克讲的这个有点意思，后来我自己也使用它。中托邦直解就是“中国式乌托邦”，它代表了有关中国未来的梦想或想象，或中国目前正在打造的理想社会。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让人感兴趣的事情之一。

乌托邦是西方人创造的概念。“乌托邦”一词最早见诸文字，是一五一六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名字很长的书，叫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为《乌托邦》）。二0一六年，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距离乌托邦的提出，刚好是五百周年。在岁末，这件事是一定要提的。用吴岩的话说，所谓乌托邦，就是想象中的比现实还要美好的社会。

莫尔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与按需分配、人人从事劳动的“理想社会”。这也便成了共产主义的起点。因此，现在我们说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五百年”。自莫尔后，人们纷纷以一个完美城市作为乌托邦蓝图的原点，这里有意大利僧侣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国教士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

西方出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其中欧文也是英国人，他对建设未来乌托邦社会做了很多探索。他本人是一个资本家，在曼彻斯特与朋友一起开工厂，发了财，就开始搞共产主义试验。他在苏格兰创建了模范移民区、幼儿园，实行十小时半工作制，创建合作社，又在美国买土地，建立新和谐村，类似于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搞的共产风，一起吃“大锅饭”。结果半年就不行了，散伙了。

人们说，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让乌托邦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而今天我们正在做一次个宏大更新颖的试验，叫做“中国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科幻近此年在世界上火起来的真实原因。西方人已连续两年把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颁给中国人了。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科幻反映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科幻一直在尝试进行民族国家的再造。中国文化及科幻生产了两大特征：一是期待，二是终点。总体是面向未来，向未来的某个终点发展。

二一六年十二月，北京举行了一个“乌托邦、未来设计与科幻文学国际大会”，这是今年世界上最后一场纪念乌托邦五百年的大型活动。吴岩说：“我觉得这个会议甚至对理解中国梦、理解小康、理解百年奋斗目标，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在这一切都变得“轻微”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它将把中国的未来也搞得比科幻更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