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日晚七时半，在单向街书店参加《天南》的幻想文学座谈会，有杨平、陈楸帆、飞氘。有《天南》的欧宁、沙湄等，还有台湾来的曹志涟老师。另外，惊喜交加地见到了小庄、糖果。《天南》这期主题叫“宇宙叙事”，是科幻主题，有杨、陈、飞、我以及威廉·吉布森、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

单向街很远，我打了提前量，坐地铁半小时之前到了。很多人找不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商业和时尚的大杂烩，却有单向街书店这样的去处，有一种异星感。

那儿正在举行的什么国际肚皮舞北京总决赛，吸引了比科幻迷多得多的人。

但科幻讨论让人更有收获。如陈楸帆说，“对写作和生活的神秘宿命感又多了一份认识，即将到来的红七月似乎也变得可爱起来了呢。”

沙湄是一位羞涩美丽的女人，像我们写科幻的人一样，好像也有些畏惧在大众场合讲话。曹志涟气质优雅，见解深刻，是个知识分子却又不像知识分子。

大家谈了很多，坐在那儿肚子又饿，记不住谁说的什么了，但我就是想得把它们记下来。哪怕不是原话，只是大意。这篇文章我写了两遍。第一遍刚写好，就从网上丢失了。

我很感激《天南》，一个高品位的纯文学杂志，第二期就做了科幻小说专题，真了不起。的确，我一直那么想的，我觉得欧宁这个广东男人很有一些理想主义精神。他让人想到什么呢？不好意思，我想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了陈楸帆也是广东人。

我们四个作者都很惶惑，因为我们写得不够好，而且他们请大刘又没有请来，所以怕影响了《天南》销量。欧宁说，大刘太难请了。大声展那会儿想请他来做讲座就请不到。

关于什么是科幻？未来感！陈楸帆说的visionary future。曹志涟说的陌生感，距离感！一如上次单向街，外国人看见我和潘海天，说：啊，他们来自未来。是的，你要觉得写的东西，还是有一种现实的腐臭感，那就不是科幻。这方面我很惭愧。

曹志涟讲到幻想，我老听成“幻象”。是的，科幻是写幻象的，是一种幻象文学。这好迷人，好恍惝。

她说，对幻想要能容忍。

有个听众说，是一种共同体想象，是乌托邦。

陈楸帆说，怎么写？要让自己先兴奋起来，要自己先感动自己，接地气。他以前写的东西，爸妈说，写的什么呀，看不懂。他现在写，就要让爸妈看懂。科幻不是写给少儿看的，是写给中老年人看的。

曹志涟说，中国现代艺术能在世界引起瞩目，因为西方玩这个玩尽了，中国人让人耳目一新。但中国人玩了一遍后，也落入自己的套子中了，西方就关注起印度和东南亚来了。

她说，中国科幻作者应把自己放在世界位置上，不能仅仅追求惊艳，不能仅仅让人家说，啊，你也学会写我们的东西了。要找到新的文学方式，新的叙述方式，把人带进真正的前卫和陌生感中。

有个听众说，看科幻的读者多了，是因为现在人们危机感强了。他说，类型小说火了，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人们不会讲故事了。今后，故事好呢，就读，而不管它是不是科幻。

欧宁说，《天南》以科幻为主题，是反映中国文类的转变。

有个听众问，网上流传，重庆把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集合起来唱红歌，你认为科幻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

我说所有科幻小说都是宗教小说，但最有资格回答这个的是杨平。

糖果和小庄，是会上的亮点，糖果的发言太酷了。

座谈中我的思绪一直飘荡在单位的工作中，我忧心着那一堆建党九十周年的报道，焦虑着如何才能“人们歌颂党领导，坚定信心跟党走”。怎么才能够写出让领导满意的精品力作来呢？这个科幻座谈会能给我以启示吗？因此会一结束我就向匆匆欧宁告辞了，错过了一餐美味的巴黎越南宴。

回程中我与刘皓走在一起，讲到一些时事新闻，不禁觉得世界愈发科幻。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想象，就会被世界窒息死掉。

造成北京瘫痪的暴雨已结束整一天了，天气正在变好，但是，人们走在街上，仍手执雨伞，满面余悸。更大的暴雨也许随时还会来。

我觉得这期《天南》把科幻文艺化了，还不是真正的科幻。好像是李敖讲过，当今世道，文学正在科学化。比如“寸草不生”这是一个文学词汇，但在越南战场，它意味着高科技的凝固汽油弹。

以技术对技术，还是以文艺对技术？

曹志涟讲到，威廉·吉布森是搞文学出身的，但他写出了《神经浪游者》。我一直觉得这是受压迫者反抗体制的一部高技术小说。

回单位的地铁里，我越来越饥饿，却不想吃东西。我着迷地读《天南》上困困写的文章《仍有人仰望星空》。她写道，写科幻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点呆，是nerd，是在社交舞会中从不跟人跳舞的“聚会看客”，那种“观看月亮背面的人”。他们却懂得用想象力反抗压抑或者庸常，他们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野心与进取，相信自己是想象空间的神，足以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智力等级制度中的某一块功勋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