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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仁威:杨潇《百年长歌》:鲜活的中国史

鲜活的中国百年史--《科幻世界》杂志社老社长杨潇57万字传记文学力作《百年长歌》出版
董仁威
 
2011年12月13日,受杨潇邀淸,我参加了四川省社会科学界召开的纪念杨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暨《百年杨超》首发式,抱回来一大堆书。14日半夜3点,我例行起床,进行我已持续了一万天的深夜写作,我先翻了翻这一堆书,蓦然发现,在这一大堆书中,有一本杨潇写的厚厚的书《百年长歌》,随手翻了几页,立即被吸引住了。
这部书中饱含着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深情追思,一个人格高尚的父亲和一个孝顺女儿在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逐步互相理解的过程。
杨潇为了理解父亲,从干得正红火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岗位上提前退休,花了整整六年时间,遁着父亲的足迹,遍访父亲的亲朋好友。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在延安采访時遭遇车祸受重伤,造成脊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在床上几乎躺了一年。她站起来后穿上“钢背心”继续走南闯北,矢志完成自己认定的她的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同杨超书记只见过两面,得到过他当场亲笔给我写的条幅。两次见面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了解,但我从身边接触的朋友中听说过杨书记的许多动人故事,在不久前我在四川采访村官时还参观过杨书记亲自领导发展起来的沼气工程。老四川人都公认,杨超书记是解放后四川人民遇到过的两个好书记之一,是四川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这部传记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写一个女儿体察作为一个国家普通高级干部的一生,从平凡中体会父亲的伟大。
读《百年长歌》,犹如读中国百年史,不是“教条”式的百年史,而是鲜活的百年史。
杨潇的父亲杨超是国家的“肱股之臣”,在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亲自指导的6人哲学小组的成员,被戏称为“中国的黑格尔”,在建国初期,杨超是周恩来的首任政治秘书,后来,长期在四川担任地市领导职务,出任四川省省委书记、政协主席。杨书记的工作与生活,上连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下通国家的中下层干部,直至知识分子、贩夫走卒,黎民百姓。从《百年长歌》中,我们能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历史的主要轨迹,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
同时,作为文学功底深厚的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的老社长、中国韬奋出版奖的获得者,杨潇的《百年长歌》文笔生动,文采飞扬,读史犹如读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
《百年长歌.序》中对杨潇的这部巨著评价十分中肯:“她秉青史留真之素志,展细腻流畅之文笔,如春蚕吐丝结茧,织成五十余万言的长篇,把百年沧桑娓娓道来,其中重现了不少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肺腑的往事。同时,全书不搞‘客里空’,不来‘甄士隐’(真事隐),如实写出爸爸少年时的‘迁翻’、顽劣,写他如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写他曾有的失误与遗憾,写他晚年返老还童的天真……由此,便写活了杨老的性格和人品,写出了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真实生命。”
我郑重地向科普、科幻界的同仁,向广大读者推荐杨潇的《百年长歌》,一部鲜活的中国百年史,一部一可不读、耐人寻味的传记文学巨著!

 

《百年长歌》序言
在杨超同志百年诞辰的前夕,读完了杨潇为缅怀双亲而写的传记《百年长歌》,深深为老领导杨超和他夫人罗迭的多彩人生和人性光辉所打动,也引发了对杨老生前往事的追忆,他的音容笑貌似又重现眼前。
这部传记之所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首先是传主的生平可以折射出中国百年巨变的主要轨迹,在老一辈革命者中既具典型性,又有独特的个性。杨超与辛亥革命同年,跨世纪活了九十六岁。大革命时期在达州家乡同张爱萍等一起闹学潮,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入党后,过了五年铁窗生活,与方毅等坚持狱中斗争。国共达成二次合作后出狱赴延安,在马列学院、中央文委当过艾思奇的助手,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六人哲学小组,随后在中央社会部任职。1941年他与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罗迭结为夫妻,相依相伴六十六年。重庆谈判时他俩在南方局做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奉毛、周之命,杨超与于江震等率四川干部队到鄂西开拓新区。新中国成立前夕调回中央,先后任中央统战部一室主任和周恩来副主席政治秘书,夜以继日地为建国大业奔波操劳。1950年,为了充实实际工作经验,他主动要求从中央下放基层,从此更加精神抖擞、振奋昂扬地在巴蜀大地为祖国建设战斗了五十七载,先后担任地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工业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等职,分管过计划、建设、工交、冶金、能源、科技、地质、防震、沼气等工作。为开发西部宝藏,两度请缨,扎根攀西。离休之后,继续为攀西规划开发、思想文化工作、诗书画院、扶贫事业等竭尽全力。总之,革命年代杨超多次处于风口浪尖,建设时期则始终奋战在火热的第一线,是中国现当代许多大事要事的亲历者。他在巴山蜀水间成长和活动近八十载,他的经历几乎可以反映出整部四川现当代史。
这部传记之所以打动人、感染人,还因为杨潇为此作下了大工夫,努力复原历史的本真,字里行间又流淌着和煦的温情。作为杨超、罗迭的三女儿,她与父母共同生活近一个甲子,膝下承欢,情浓意深,视角独特,观察入微。她早有愿望为父母写传,用了好几年时间收集资料,以唠家常的方式掏爹妈的口述,常常是“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又按线索遍访当事人,并多次到档案馆核查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碎片经过合理拼接,终于使原来比较模糊的某些史实,逐渐明晰起来。杨潇曾长期担任《科幻世界》杂志社主编、社长,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她秉青史留真之素志,展细腻流畅之文笔,如春蚕吐丝结茧,织成五十余万言的长篇,把百年沧桑娓娓道来,其中重现了不少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肺腑的往事。同时,全书不搞“客里空”,不来“甄士隐”(真事隐),如实写出爸爸少年时的“迁翻”、顽劣,写他如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写他曾有的失误与遗憾,写他晚年返老还童的天真……由此,便写活了杨老的性格和人品,写出了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真实生命。
说到杨老的性格和人品,不由得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一天,什邡县(今什邡市)一个乡镇举办庆典,杨老应邀参加。会前参观几个科技型企业,我陪他到了一家民营小厂,叫“康德水晶”,以制售人造水晶产品为业。杨老笑着说,这厂名真有意思。参观后,老板请他题词,杨老略一思忖,提笔写下“像康德那样深思,像水晶那样透明”。现在想来,这两句,正可作为杨老的“夫子自道”。“深思”,是学者的睿智;“透明”,是仁者的高洁;如果再加上一个“执著”——行者的刚毅,我看就大体上可以概括杨老的人品和性格了。
先说“深思”。杨超在延安时就有“黑格尔”之称,他曾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的名句给我题词:“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杨老非常爱动脑筋,而且想得很深沉,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都非同寻常。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即使在牢狱、“牛棚”里,他的大脑也从没有停歇过对人间正道和国计民生问题的思索。他是站在革命和建设前线的实践家,同时又是率先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的理论家。“文革”后期,他痛定思痛,把对革命和建设曲折历程的深入反思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最早拿出系统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继后又首倡研究邓小平理论,都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起到开风气之先的导向作用。杨老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对儒、释、道各家学说广泛涉猎。有段时间他身体不好,我受省委领导之嘱,几次前去看望,见他总是在研究《易经》《道德经》《山海经》,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谈读“三经”的体悟。年近九十时,他到都江堰龙池参加大禹文化研讨会,带头作了学术发言。在龙池散步时对我说,出生于西羌蜀地的大禹,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伟大的治水英雄和促进民族融合的先驱,要像祭拜炎黄二帝那样永远纪念他。他同杨析综同志早就倡议组织编纂《巴蜀文化通史》,以带动巴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2005年,他精力已明显衰退,但得知老同志们一起商量此事,亲自到会并带头在建议信上签名。可以告慰杨老的是,作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的《巴蜀文化通史》二十二卷本,经过五年奋战,已全面进入定稿阶段,不久将分批交付出版。
“透明”,是杨老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人格写照。杨老每一步的人生选择,往往以革命的现实需要与自身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作为出发点。他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不图升迁,不恋权位,一生多次主动要求下派到艰苦的一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次,他居然上书毛主席,申请离开中南海、西花厅,离开周总理办公室的重要岗位。这在旁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杨超出于对基层工作的渴望,却坦然而贸然地这样做了(他事后对敬爱的总理老是感到愧疚)。1958年,身为省委工业部长的他,主动要求到西昌,担任西昌工业区建设委员会主任,并将全家都搬了去。1977年,作为省委老书记的他,又要求兼任西昌规划开发委员会主任,不久又任渡口(今攀枝花)市委第一书记。听说1974年调他到中央工作,他却委婉地推辞了。如果不是心地透明、淡泊名利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杨老的坦荡透明,还表现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上。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心里装着老百姓,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犹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助人为乐、广交朋友。不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教九流,他都乐于平等交往,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为他们排忧解难,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
再说杨老对事业的执著奉献。他在四川省分管过许多方面的工作,不管是热门还是冷门,不管原来是否熟悉,他都是充满激情地投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出类拔萃。在杨超手里,冷门也会抓热,抓得风车斗转,成绩斐然。原来很不起眼的沼气,他努力组织、领导、推广,乃至逢会必讲。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开玩笑说:“干脆把沼气改个名,叫‘杨超气’算了!”四川农村沼气的成就,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鼓励,也吸引了全球有识之士的目光。这项生物能源技术已从四川推广到全国乃至很多发展中国家。杨老对攀西开发尤其情有独钟,我听他在会上、会下多次讲攀西大峡谷这个聚宝盆在地球上多么罕有、多么宝贵,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多么重要,“吃了豆腐渣,丢了金娃娃”多么可惜。他为攀西开发付出了几十年心血。方毅副总理八下攀西,他五次陪同。离休后还到攀西调研十多趟,思路更加开阔地向中央提出了把攀西和滇西北金沙江沿线列为资源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为后来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思想资料。中央领导同志称誉他是“革命的老黄牛”。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条,杨老全都做到了。他心地透明以立德,执著奉献以立功,勤学深思以立言,永远是革命、建设后来人的楷模。
让杨老仁者、学者、行者的风范永远与我们相伴同行,鼓舞我们继续共同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和民族的美好未来。
 
《百年长歌》后记
杨潇
辛卯初夏,四川省诗书画院举办了《杨超百年诞辰书画作品暨藏品展》。
意想不到的是,好评如潮。
父亲的老朋友们说,想不到杨超还有这么些画作,他干了那么多事还习了字作了画,还能成个“家”;而书家画家们则说,老院长的书法健宕宏阔,精神气象与古贤共鸣,抒写立足于时代的独立人格;杨超画作笔墨灵动洒脱,有八大遗风,或大气,或灵气……
有朋友和我们聊天说:要是老人家晚年能放下繁杂琐事,专心于笔墨纸砚,或许能操练成个书家画家。
是啊。父亲一辈子艰苦卓绝,筚路蓝缕,奔走呼号,奋进沉思,付出毕生心血,也无端耗费了大量精力。假如离休了他真能移情诗书画,在宣纸上挥洒他不尽的精力,依他的胸襟他的慧根,依他的哲思他的阅历,加上名家画友点拨指导,他潜心习字作画,或许真能由名人书画转型成半个书画名家。
翰墨飘香,修身养性,该是一个多么平和自得、审美怡情的晚年。
人寿百岁,纸存千载,晕染于宣纸的人品书品画品将长存于山川长河史册。
如果那样的话,该多好啊!
可是,即使到了人生暮年,父亲心胸里还涌动着一管狼毫挥洒不出的攀西规划、稀土开发、中华文化的自我飞跃……纵然用丈二宣纸也承载不下他直面历史进程深沉厚重的哲学思考。
然而,父亲以其不凡经历,描绘了一轴峰回路转、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谱写了一曲山高水长、响遏行云的百年长歌。
这么些年来,为了追寻父亲的人生印迹,我东西南北四处寻访,遍查资料灯下苦思,查阅了上千万字的图书资料、档案材料,采访了一百多位父母的同志朋友。我身上原本就流淌着父亲的脉血,我爱我的爸爸,但我远没有悟透他,依我之浅薄,对他的所思所想所虑也未必完全理解,但他的艰辛他的执著他的仁爱他的学养,令我深深折服,倾心敬佩。
说起来,父母有六个子女,我既非长女又不是幺儿,不是“心尖尖”。有时妈妈来个电话,“快回来,有件事你去给爸爸说。”有时悄悄对我讲:“去劝劝爸爸,你的话他要听些。”一席话,让我心头格外熨帖。
我以我的爸爸妈妈为骄傲,更以身为父母的女儿为荣幸。 
从上个世纪辛亥年(1911年)父亲出生,到这个世纪的第十个年头(2010年)妈妈谢世,整整一个百年。这个百年天翻地覆,风云激荡,在华夏浩浩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却是父母亲苦难辉煌的一辈子。
不知此时父母在云天之上下观人世,会怎样评判他们的人生?
这本书不是传记,公传不宜由传主后人撰写。作为女儿,我只是尽我所知记录下父母亲的一串人生印迹,记录下我所经历所感受所知晓所听说的。他们在这个百年中更多跌宕起伏、艰辛坎坷的故事,或已随他们远行而随风飘散,或许还隐匿在历史尘埃之中。
回想起我的爸爸妈妈,犹如和风温煦,他们的音容笑貌、生平点滴时时浮现在心头。这首悠悠长歌将回响缭绕在我的生命之中。
在此,感谢所有我拜访过的人,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感谢所有与爸爸妈妈相识相交相互认同的人,感谢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出力的单位和个人。你们对父母亲的情谊和怀念我将终身铭记,终身感念。
深情致谢。
        2011年秋

 

《百年长歌》读后
松 鹰
《百年长歌》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雄浑厚重、荡气回肠的作品。
书出版之前,杨潇女士曾E-mail发来书稿,有幸先睹为快。杨潇女士在后记里写道:“这本书不是传记,公传不宜由传主后人撰写。作为女儿,我只是尽我所知记录下父母亲的一串人生印迹,记录下我所经历所感受所知晓所听说的,他们在这个百年中更多跌宕起伏、艰辛坎坷的故事,或已随他们远行而随风飘散,或许还隐匿在历史尘埃之中。”
怀着对杨超敬仰的心情,读罢全书,深受感动。
这部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作品可谓鸿篇巨制,全书按年代分为六卷:卷一(1911—1937)血色青春、卷二(1937—1949)投身革命、卷三(1949—1966)建国大业、卷四(1966—1976)在文革浩劫中、卷五(1977—2000)思想者、卷六(2000—2010)尾声,共计528页、57万字。这是一个女儿对双亲温馨至诚的缅怀,也是一座心中的纪念丰碑。
《百年长歌》再现了杨超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多个角度展示了杨超的个性、人品和精神风采。读后,让人感到杨超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
杨超原姓李,名文彦,后改从母姓杨,更名超,1911年10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双庙乡。这位大巴山之子,14岁就与中学同学张爱萍、魏传统参加青年进步组织“青年读书会”,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地下活动。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苏州监狱经历了五年的铁窗烈火,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1937年10月杨超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六人哲学小组,颇受毛泽东青睐,戏称他为“青年黑格尔”;后又因一篇哲学小文章,被毛泽东批评为“教条主义”。在中央医院授课时,杨超与年轻的护士长罗迭邂逅相恋,结为革命夫妻,并白头到老。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超罗迭夫妇被派往重庆红岩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后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隐蔽战线搞情报。这些不凡的经历,为杨超增添了几多传奇色彩。建国初期,杨超进入中南海,担任他所崇拜钦佩的周恩来的首任秘书,亲历了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时刻。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渴望到基层锻炼工作,杨超竟上书毛主席,申请离开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挽留不住,遂大度成全了他。有人议论“这个杨超真傻,京官不做,机关不呆,硬是要到下头去。”杨超听后,除了对总理有愧疚之情,只是一笑。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四川,先是担任泸州地委书记,为稳定新生红色政权剿匪,征粮,搞建设。后任四川省委工业部部长,从此筚路蓝缕,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川大建设。文革浩劫中,在中央文革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杨超不惧江青、康生的淫威,承受住巨大的压力,与祸国殃民的刘张两口子划清界线。这位大巴山的儿子,以大义凛然的沉默,做到了“把持住,不失人格,不昧良心”。这决定命运的沉默,使杨超从此踏上艰辛坎坷之路,在政治上经历了诸多的惊涛骇浪。但杨超从不后悔。后来,刘张两口子连同他们的后台江青、康生们,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浩劫之后,噩梦醒来,65岁的杨超拍掉身上的尘土,以极大的热诚和豪气投入新的长征。他领导开发四川沼气能源,三上熊猫之乡,五陪方毅到攀西,为西部的发展和富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直到古稀之年,犹将余热献斯文,创办了《大自然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以74岁高龄挑起主持编撰35卷丛书《当代四川》的重担,将心血灌注于当代四川史。并大力倡导创新中华文化,呼吁和推动研究中华文化宝典“三经”(《易经》、《道德经》、《山海经》)。1994年,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和四川省儒学、佛学、道学文化研究中心同时成立,83岁的杨超担任会长。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杨超生前一直念念不忘西部大开发。2000年6月12至16日,杨超以89岁的高龄率队赴攀西进行稀土考察。同年8月7日,他致信四川省委周永康书记,除言必称攀西开发之外,还提出西部开发的七项重要建议。
就在三个星期以后,这年8月28日清晨,杨超因脑中风失语。
2007年5月9日,杨超溘然辞世。
2010年4月2日,和杨超相知相依66年的罗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4岁。书尾写道:“父亲母亲相继离世,悠悠长歌曲终。”
读到此处,令人动容。掩卷冥想,杨超的身影面容竟挥之不去,历历在目。
我想,这是杨超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百年长歌》的魅力所在。这部作品书名取得好,是名副其实的“百年长歌”。副标题也很贴切:“追寻父亲杨超的人生印迹。”
再谈谈这本书的体例。它不像是标准的传记,而是一种女儿对父亲百年人生印迹的“追寻”,带有浓郁的纪实风格和感情色彩。但它又不像是单纯的回忆录,因为它不是“回忆”,而是“追寻”。由于记述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杨超由出生到去世的人生印迹,而且是全方位的、带有编年记性质的。所以,又可以说,这本书是“不是传记的”传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是一部珍贵的“杨超全传”。
看完全书,还有几个强烈的印象。
一、《百年长歌》是在中国共产党史的背景上,展现了杨超的一生。包括他的追求、成长、坎坷、荣辱、成熟,实际上折射出了我党90年的历史——比较真实的党史,不是像文革中被粉饰或被蓄意歪曲的党史。
二、杨超个人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建设时期,还是在文革动乱中,我们看到他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同命运,共呼吸。
三、杨超经历了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的时刻,接触了中国当代史上的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历史的见证人。
四、杨超在四川生活工作了76年,他和四川的父老乡亲一道干革命,搞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说他的经历是一部当代四川史的缩影。
五、在阅读中常常感到,有两部分内容(或文体)在交错:一是女儿对父亲、对家庭富有感情的倾诉和回忆(包括亲历的事件、人物和变故),这部分往往更有形象感,更能打动人;二是杨超的工作经历和人生记录(带文献性质,包括友人回忆、文档记录、杨超本人的文字等等)。这部分内容有时显得“档案化”,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们是杨超叱咤一生的重大舞台。可以感觉到,杨潇女士颇下了一番功夫,但从全书来看,尚嫌不足。如果这两部分内容衔接糅合得更好,全书会具有更大的感染力。
我觉得,这部《百年长歌》之所以较为成功,还在于作者对“传主”杨超的人物定位把握得准确。
在第五卷第四章,标题为“思想者”,标得很好。这实际是人物的定位之一。我曾问过杨潇女士,在写《百年长歌》全书时,心中有没有对父亲杨超的总体定位。我说这很重要,不一定一一点明,但落笔时,心中应分外清楚。杨潇微笑着回答:在“有”与“没有”之间,我想实际是“有”。在她的心目中,杨超首先是一位慈父,第二是一位英雄。《百年长歌》要写的,就是对英雄父亲的一曲颂歌!
的确,《百年长歌》既是一曲豪放的革命长歌,又像是为杨超塑的一尊塑像,它是立体的、厚重的、丰满感人的。读完全书,杨超的形象令人难忘。如同杨潇女士在后记中所言,“父亲以其不凡经历,描绘了一轴峰回路转、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谱写了一曲山高水长、响遏行云的百年长歌。”
他是党的忠诚战士,追求真理,经历艰险,无怨无恨。
他是人民的儿子,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他是历史的见证人,经历了这一百年的跌宕沧桑。
他是筚路蓝缕的建设者,开发大西南、半个世纪的攀西情、寻宝之旅、请缨挂帅等等,为民造福一方。
他是睿智的思想者,永远的“黑格尔”。
他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承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好领导、好师长。一部《百年长歌》,杨超的个性、人品和风骨、情操,尽在其中。整部《百年长歌》,就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塑造了这样一尊大理石雕像。
曾有两篇女儿写回忆乃父的文字深深地打动过我。一个是陶斯亮,一个是章诒和。当年陶斯亮的一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的文章,使在文革中受江青迫害的陶铸一洗沉冤,产生强烈共鸣,颇为轰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以晚辈的眼光来写父亲章伯钧和父母的友人,文笔清新,为历史留下珍贵的侧影,告诉了人们“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陶文和章文,是两种迥然不同类型和风格,但同样打动读者的心,传之遐迩。在杨潇的《百年长歌》里,我们同样感觉到了女性的细腻文笔和女儿的一颗爱心,处处跃然纸上,动人心扉。
《百年长歌》,像是一曲恢弘的交响乐,让人想起贝多芬的《英雄》!

                                              2011/11/28

 

《百年长歌》1966~1976  
卷四 第一章 “文革”之初(片段)

二十五位“走资派”
6月26日我到了北京,按小包叔叔所说的号码给国务院周办周家鼎打电话。我说我是杨超的女儿,现在到北京了,请求去照顾父亲。电话那头传来不动声色的回答:“嗯,知道了。你去后要遵守纪律,好好照顾杨超同志。”
同志!周秘书称父亲为杨超同志!这对我来说,不啻天大喜讯。我马上拨打电话报告家里。当时商业街五十号大门门卫有个电话,我在电话亭里压低了声,但抑制不住兴奋地告诉二姐:“周家鼎称爸爸是杨超同志,叫他同志!就是说,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同志嘛。”
我找到位于平安里的华北饭店。所长吕勤昭接待了我,认真地约法三章:(一)不准出大门。晚上八点之后,可以戴上口罩到院子里散步,但不准相互串联。(二)不准给家属通电话。写信必须交给所里,由招待所负责收发。(三)不准在招待所会客。(四)写材料寄材料必须通过招待所。
吕勤昭特意嘱咐道,孩子们一般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要报告所里。特别要小心不要暴露了厂桥,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儿还住着谁谁。
当然,事关爸爸他们的安危,子女们谁都不愿意出差错。
父亲见到我满脸是舒心的笑,一个劲地说:“你来了,这就好,这就好。”他拉着我的挎包把我往屋里引。我还来不及说家里的事,先关上门,悄声对父亲说:“爸爸,你知道吗?周家鼎称你为‘杨超同志’,说明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父亲不置可否地笑笑,急急询问妈妈和姐姐弟弟,打听四川情况。
我住进了中直招待所,和浙江省委书记曹祥仁的女儿曹索菲同住在东楼二一六房。隔壁二一七房住着王其梅夫人王先梅和女儿小扬。王其梅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曹索菲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她父亲时任我国驻保加利亚首任大使。我们同室居住时索菲才十六岁,是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她皮肤白净细嫩,一双睫毛浓浓的杏眼,笑起来甜甜的,特别是那口吴侬软语化了的京腔,柔柔嗲嗲,使人一听顿生怜爱之意。小扬、索菲和我常在一起玩。三人中我最大,比年龄十七的铁梅还长一岁。因为爸爸们都被“软禁”,我们那帮子女相互戏称小难友,大家住在一起特别贴心,住进去才几天,就像青梅竹马的毛根儿朋友(指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一样无话不谈了。
中直招待所位于北京西城平安里。其东面是后库胡同,西面是北京四中。饭店正门在厂桥大街上,后门开在后库胡同。整栋楼一共只有三层,这些特殊的客人全住在二楼。三楼空着,有时组织老头们在三楼会议室学习中央文件。一楼重兵把守,驻扎着卫戍区的一个连。饭店周围卫戍区还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
厂桥纪律严格,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几个孩子在一块玩。当时叶飞的女儿、江华的儿子、张平化的儿子、张体学的儿子、高克林的儿子、曹祥仁的儿女、王其梅的女儿和我住在招待所。和我玩得多的是王家和曹家的孩子。
慢慢地我才知道,总理将好些中央部委和各省领导“藏”在北京京西宾馆。后来红卫兵冲京西抓陈再道和宋任穷,总理只好把头头们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厂桥招待所就是其中的一个点。周伯伯在风浪中暗中保护爸爸们,我们这些孩子无比感激。
孙吉太常到厂桥来,他隔三差五来送中央文件。对这些惯于制定和执行中央文件的高级干部们来说,能看到中央文件,既是生命的需要,也是政治生命还在延续的象征。孙叔叔每次送四份文件给厂桥供老头们学习,有时还带来几句总理的询问关怀。老头们都盼着他来。
孙吉太原是中南海警卫局的警卫战士,“文革”中调到中南海中办秘书局信访处任总理联络组组长。他家绝对是上查三代红到根的贫下中农,否则怎能担此重任?孙叔叔是山东人,个头高高约一米八几,一副玳瑁眼镜使裹在军装里的他呈现出几分儒雅。那年月,遇到个斯文的“金珠玛米”真是福气。
厂桥住了这些特殊客就不接待其他人。招待所内也是一隔两半,老头们住的地方外人不能进出,就是中办秘书局信访处联络组的二十多人中,也只有三五人(海军转来的刘传真、杨方兆等)知道厂桥内幕。负责厂桥和周办联络的是联络组组长孙吉太。这个瘦瘦高高的大兵官不大权倒不小,手下管辖着二十五个省部级当权派,他们的学习、生活、安全一应由孙吉太负责。当时中办通知所属各局,任何客人要住厂桥须报孙吉太,由孙吉太批准。孙吉太要掌握来者是哪个省的,和已保护的人有没有冲突,会不会泄密。孙吉太所管辖的人姓甚名谁、所住房间号等都要打印分报周恩来、汪东兴和“文革小组”成员。
由于联络全得通过孙吉太,孙叔叔在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秘感。我们知道,孙叔叔的身后是周家鼎,周家鼎的身后是我们敬爱的周伯伯。
我慢慢知道这儿住着二十多个赫赫有名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文革”后我才弄清楚他们是:西南局、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程子华、曾希圣夫人余淑、鲁大东、杨超;西北局的高克林、霍士廉;东北局的黄火青、黄欧东、赵林;吉林省的朱德海;山东的谭启龙;江苏的江渭清;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曹祥仁;江西的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湖北的张体学;西藏的王其梅;湖南的张平化;冶金部的王鹤寿;中央党校的林枫。
饭店二层东楼的东面,住着王其梅(二一九号)、王鹤寿(二二〇号)、杨超(二二一号)、张体学(二二二号)。我和索菲住在东楼西面的二一六号,小扬和她妈妈住王其梅对门的二一七号房。老头们住的房间都是套间,里边有一间会客室,一间卧室,一个卫生间。
刚住进去时我们都很听话,很少外出。
我每天送父亲到小餐厅用餐,然后我到家属餐厅吃饭。上午,父亲读书看报,看我给他买的书报杂志和小报(在厂桥时,父亲曾自己到新华书店去买过书籍),监督我读“毛选”。在厂桥,我们父女俩常常议论“文革”,说到已被送上祭坛的孙志远、陈同生、于江震,能言善辩的父亲缄默无语了。不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就能“立竿见影”吗?可他还是长吁短叹,黯然神伤。我心中的父亲一贯热情、坦率、开朗、达观、洒脱,可现在,他眉宇间常是阴云密布,还不时仰天长啸。我不想惹父亲不高兴就总是溜出去,父亲看我坐不住,也同意我出去遛遛。我是他的耳目,可以在外面看大字报收集小报,可以串门,能听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消息,还可以到西单电信局给家里通电话。
一次,我到魏传统家(魏伯伯也被关押)借来一本《世界地图册》,父亲高兴极了,他又可以随着世界地图神游七大洲四大洋了。
    有一次,我从二楼西头往东头走,看见一个人在走廊里踱步。他手背着,低着头,在走廊里缓缓地来回走动,他转过身,咦,是李井泉!我眼中的李政委从来都是精神抖擞的,眼前的他却如此衰老孤独,我一下愣住了,呆在丁字形走廊口的那端久久地盯着他。
才大半年没见,李政委背都有些佝偻了,下眼袋肿泡泡的,显得心情异常沉重。他肯定感到背有芒刺,缓缓停下步子,转过头来看到我,他辨认了一下,赶紧走过来,着急地问:“啊,小万,你来了?肖里怎么样了?”
那天我不知发什么懵,没反应过来肖里是谁。他见我发木,就着急地说,“哎呀,就是再望的妈妈啊。”“啊”我这才回过神来。我素来敬重李井泉,一直随父母尊称其李政委,运动初期我听信大字报揭发,说他把父亲抛出来当替罪羊,我心有怨气,爱理不理地说:“还有啥子怎么样嘛,反正都是走资派。”
李井泉失望地走开了。
有一天,我溜出去给父亲买西瓜和小报。当我抱着西瓜背着书包回来时,在二楼走廊又碰到李井泉,他还在那儿独自踱步。见到我,他轻声说道:“小万,能不能帮我买点水果?”“不干。谁叫你把我爸爸抛出来?”我脆生生地顶了他一句,小辫一甩,从他身边擦了过去。
回去我告诉父亲,父亲说:“你不要那样,大人们的事你不懂。还是给他买点水果嘛。他孩子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
可惜,不懂事的我执意不肯帮把我父亲“抛出来”的李政委。
王其梅的女儿小扬心地善良,她说你们四川的那个老头真可怜,在院子里老是独自散步,用餐也是独自一桌。由于小餐厅每人每日的伙食费高达一元二角,大都是老头们在小餐厅进餐,家属在大餐厅吃饭。西藏工资高,王其梅就让自己一家都在小餐厅吃饭。在小餐厅里李、王两人餐桌挨着,每次吃饭,李井泉都要先拨些菜到空盘子里,把盘子端到王其梅家餐桌上,让王家的孩子多吃点,然后再回到他的餐桌前就餐。
李井泉想见他的小儿子张华川,叫小扬帮他找华川。小扬不知这事能不能办,问她爸爸,王其梅说:“张经武在中央统战部,李井泉可能还不知张经武也已被造反派揪斗,早已自身难保;李井泉的妻子也在四川游斗。这些千万不能告诉他,他知道了日子更难过。现在有些事我们不便插手,他生活上有困难我们能帮的就帮帮。”每天小扬从外面带回各类小报,王其梅必先看一遍,把有关李井泉及家人消息的报纸抽出来,再由小扬交给已等在门外的李井泉。李井泉爱抽一种黑色雪茄,王其梅就拿钱叫小扬买雪茄、水果和书给李井泉送去。
小扬很同情“四川的那个老头”。她说有一次李井泉请她帮着买些针线。几天后她去给李井泉送针线,看见老头正戴着老花镜自己补袜子呢。李井泉看见小扬来就把袜子放在桌上,小扬要帮他补,李说已补好了。李井泉随手从袜子里取出一个眼镜盒,笑着说:“看我有办法吧。”小扬拿过袜子,却怎么也撑不开,原来袜子上下有几针缝在一起了,她不由得乐了,李井泉先是尴尬苦笑,随后也跟着呵呵笑起来。小扬将袜子上连在一起的线拆了,学着将眼镜盒塞进袜子,将袜子的破洞补好。小扬还让她的弟弟妹妹去陪“四川老头”下棋。
有一次,我从李井泉住的二二六号房间门口过,看见小扬的妹妹在和李井泉掰手腕,李井泉故意输给七岁的小胖,逗得小胖咯咯直笑。那年月,小胖的咯咯笑声给了李井泉多少慰藉啊。
后来我到北京拜访吕勤昭。吕叔叔说当时李井泉想吃水果,但没钱买不起西瓜、鸭梨,吕勤昭便从自己紧巴巴的七十八元钱月薪中借了几元钱给他。钱不够了,吕叔叔只好让管理员记账,给李井泉配些西红柿、黄瓜当水果吃。
我听说后仰天长叹,为少不更事的负气悔之不及。
李井泉被解放出来后,在京读书的我曾和友人到花园村去看望他。李政委好像忘了我当年不肯给他买西瓜,笑嘻嘻地对我说:“小万,如果学校吃不饱就上我这儿来,饭还是能管饱的。”
李井泉病逝时我正在北京出差,闻讯后马上赶赴他家灵堂,在李伯伯遗像前深深三鞠躬,为当年的不醒事深致歉意。
和小扬要好,就接触了她爸爸。满街满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报都刺目地将王其梅列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案。王伯伯个子矮矮的胖胖的,他很少说话,总是默不作声,每次我招呼他“王伯伯”,他都微笑着点点头。尽管他双眉紧锁,但从来就腰板笔直,在走廊里走路总是噌噌的,就凭这一点我也在心里替他辩白——甫志高、王连举之流挺不起脊梁骨。我问过父亲,父亲说,谁是不是叛徒不是大字报小报说了算,要由组织定论中央说了算。我问道:“南开抓叛徒战斗队说,康生1966年9月写信给毛主席,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指使写了自白书才出来的。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说的,算不算中央?”父亲呛住了,半天才说:“王其梅的事你现在还不懂,以后会懂的。”我知道,父亲搞地下工作养成了保密习惯,很多事连对妈妈都不讲。“文革”时乱糟糟的,父亲怕我们说话没遮拦惹是生非。
后来父亲才告诉我,他在延安社会部就知道六十一人案。
1936年夏,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为了保护干部和解决干部缺乏问题,让狱中干部尽快出狱工作,刘少奇经慎重考虑将一个特殊建议上报延安,即:让北平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的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履行国民党的出狱手续,发表“反共启事”,以假自首的方式出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政治局常委里决策的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当时中央复电同意,并且决定尽快通知他们执行。几经反复,在确认是中央特批非同寻常的决定后,监狱中的同志从1936年8月起履行手续,分九批陆续出狱。曾在社会部工作的父亲早知此事底细。关于此中央早有定论,中共开“七大”时,薄一波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时还专门审查过此事。
“文革”中,康生等人为了陷害刘少奇,打倒老干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此事定性为“自首叛变”,提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67年3月,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是刘少奇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泽东干的,由此在全国掀起大抓叛徒的恶浪,全国解放前坐过牢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受到诬陷、迫害,其下属、亲友被株连,造成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案。
当时,我暗自庆幸父亲是国民党大批释放政治犯时出狱的。那时家里寄来了一些“杨超罪行材料”,依材料所揭,父亲不过是个走资派罢了,他也自定性为“中央认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
在厂桥招待所,父亲房间南面的二二二号(我印象很深,父亲在苏州的囚号也是二二二号)住着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北面房间(二二〇号)住着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他俩是父亲的左邻右舍。厂桥的老头们中,数张体学最不守规矩。他经常戴个大口罩溜出去看大字报,他儿子劝他少出去,说外边不安全。他火冒三丈,扬起拳头咆哮道:“红卫兵管老子,你小子也来管老子。”他破坏纪律还不准招待所汇报,他要自己去看大字报,要自己亲身“学习游泳”,“在运动中学会运动”。
一次,我出去弄了好些小报来。父亲看过后,我拿去给南邻居张体学看,并告诉他说湖北发生“百万雄师事件”,陈再道“阴谋武装政变”,中央文革王力被围困殴打,林彪、江青指示说这是“反革命政变”。耿直的张体学毫不顾忌,大骂道:“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他们搞的才是阴谋!”当时,我大吃一惊,里面的老头很少公开评判“文革”,特别是当着我们孩子的面,只有张叔叔口无遮拦。张体学看过那些小报后,我又拿去给父亲的北邻居王鹤寿看,同样告诉他北京街头刷满了打倒陈再道、支持王力的大标语。清癯瘦高的王伯伯连连摇头,对我说:“不要轻信谣言。什么武装政变,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
在厂桥院里,我常碰见廖志高伯伯。在四川省委书记院,他家的七号楼和我们家的新九号楼只有一条小路之隔。廖志高平时话不多,此时更是寡言少语。见到他,我点头致意,叫一声“廖伯伯”,他总是和蔼地点点头,也不多说什么。我和程子华伯伯(他家也住在书记院)的话就要多些,我们往往聊张惠阿姨,聊他“文革”前出生的小女儿。程伯伯的右手掌战争时期负过伤,总是爪着(五个指头伸不开)。
我接触得较多的是父亲的北邻居王鹤寿,他独自住在父亲隔壁。我常常溜出去买小报买西瓜。那时房间里没有冰箱,我经常把一个小瓜剖成两半,一半给父亲用勺子舀着吃,另一半送给王鹤寿。开始,王伯伯还推辞,父亲说:“拿着吧,我有娃娃在,方便。”父亲说这话时流露出宽慰和舒心使我心里特别熨帖。我常把父亲看完的小报送给王伯伯,这是老头最乐意接受的帮助。
父亲“倒”于刘、张两口子,我溜出去特别留意收集这类大小报。从中知道成都132厂发生武装械斗,乐山大武斗、宜宾大规模武斗。江青倡导“文攻武卫”,导致全川武斗升级,重庆两派武斗不仅用了常规枪炮,连重机枪、坦克都上阵了。在刘、张二挺的挑唆之下,宜宾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四川大乱,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鲜血横流,活鲜鲜的生命毫无意义地消失了。
每次拿回小报,父亲急忙戴上老花镜研究传单,虽然他不说什么,但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父亲认为为刘、张翻案铁定错了。
在厂桥,父亲除了一日三餐和散步外,大都坐在屋里看书写笔记。看到父亲7月17日写的一则日记,我知道他在闭门思过: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凌晨不久,在沪西纳菲德路共舞台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这三十五年经历了多少曲折的道路。
出狱去延后,加上延安的八年,对于我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不仅未能纠正,反而更加发展了。可惜当时没有去敌后,与革命的主流脱节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厂桥招待所,我一日三次送父亲到小餐厅,我吃完饭后又到小餐厅门口守着接他。我们父女俩常常在小院里散步,每每碰到叔叔伯伯询问:“女儿来啦?”“是老几?”父亲总是笑意盈盈,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惬意说道:“是三女儿。”看到投来的羡慕眼光,父亲拉紧了我的手抿嘴笑。此时,我总是挽着父亲的手臂,感受着父亲的舒心、喜悦和爱意,父女俩彼此享受着温馨亲情。
厂桥招待所小院的小径上,撒下了川腔的一教一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惊涛骇浪中,人世间亲情是茶中之茶、酒中之酒、盐中之盐哪!
在“文革”邪恶的风暴眼中,厂桥招待所倒像个世外桃源,院内幽静恬逸,逍遥自在。柳枝上懒蝉子悠悠鸣叫,水池中小金鱼摆尾戏水,细雨轻风,睡莲吐娇。老头儿们各自在自己屋里待着,餐厅聚会时点点头,晚上散步时三三两两,聊聊身体谈谈天气。若不是院外时不时传来“打倒刘少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万岁!”的口号,真想不起身处可怕的“文革”漩涡之中。
“文革”何去何从?中国前途何在?自己命运如何?身经百战、运筹帷幄的书记省长部长们茫然不知。

“红成”突袭厂桥
两个多月闲适舒心的日子不经意逝去,一天,厄运陡然降临。
7月26日晚饭后,我陪父亲在前后花园转了几圈。父亲这几天不舒服,盗汗严重,疲乏不堪。我们回到房间不一会,听见楼下吵吵嚷嚷。服务员急急跑上楼,边跑边小声喊:“大家快藏好,造反派冲进来抓人了。”大家都慌乱地跑回屋。我急忙关上门,四下看看,三个房间一览无余,只好打开卧室大壁柜把爸爸推进去,然后把壁柜锁上。我手忙脚乱地把父亲的东西塞进抽屉,心想,就是有人闯来也不知这屋里住的是谁。收拾完,看见父亲的手表还搁在桌上,我抓起表急急套在手腕上。
我强作镇静,坐在会客室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听见走廊里有人“咚咚咚”地来回小跑着锁门。我的心怦怦乱跳,但心存侥幸,这儿有十多个省的头儿,天知道哪个省来抓谁。走廊外闹哄哄的,拉扯声呵斥声吼叫声不断,我禁不住走到门背后,耳朵贴在门上倾听。
忽地,砰砰砰!有人用脚踹门:“开门!开门!不开我们就撞了!”
“别撞!别撞!开开就是了。”服务员赶来拿钥匙开了门,围在门口的人一拥而进,大喊大叫道:“说!说,这儿住的是谁?”
一听到四川口音,我的心都紧了,尽量操着京腔说:“北京的。”那伙人冲进房间四处乱窜,我一面回答,一面跟着他们窜。忽地,我觉得背有芒刺,猛回头,看到一张眼熟的脸——完了,我的头“轰”地涨开,糟!这人面熟,肯定是我们学校的。他显然也认出了我,正对着同伴叽叽咕咕。
一个人走过来,蛮横地对我说:“别兜圈子了,把杨超交出来,否则我们要把这儿砸个稀巴烂。”我不回答,他们在三间屋里翻箱倒柜乱抄乱砸,最后走到大壁柜前,用拳头砸壁柜门,吼叫道:“打开!你不开,我们就砸了!”我生怕乱打乱砸伤着父亲,只好拿出钥匙打开壁柜,父亲从壁柜里走出来,他们一拥而上,扭着父亲就走。父亲转回头看我一眼,我扑上去喊着:“爸爸!”他们一把把我掀开,把父亲拖到走廊上。
我冲到走廊上,走廊里乱哄哄的,楼下也闹哄哄的。他们拦住我不让我跟着下楼梯,我返身冲到窗户口,看见楼下后门小道上停着一辆卡车,李井泉、廖志高正被揪上车,他们扭住父亲正往敞篷汽车上拖。
来人揪住李、廖、杨,翻身上车,敞篷汽车尖叫着冲上街,消逝在猩红的晚霞中。啊,四川造反派突袭厂桥!
我呆坐在房间客厅沙发上,脑子发懵,听见走廊里责怪声纷纷:“叫他们不准出去,那些孩子就是不守规矩。”“怎么哪个省的都不来,单抓四川的?四川的家属只有一个。”“这儿是中央机关,目标暴露了谁负责?”我又惊又怕地走出房间,服务员、解放军战士都围了上来,众目睽睽七嘴八舌之下,我有口难辩。我低下头,感到罪孽深重,害了父亲连累李、廖,暴露了中央的一个点,这儿住着二十多个重要老头啊!
入夜,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北方的暴风雨肆无忌惮逞威。我蜷在沙发上,担心正患热伤风的父亲只穿了件衬衣,脚上套的是双布鞋。这么大的风雨,爸爸怎么受得了?现在他们不知在哪儿?被揪回四川了还是在北京挨批受斗?会挨打吗?会被罚跪吗?唉,还没来得及给父亲套上护膝……
我翻开父亲塞在办公桌抽屉里的小本,父亲在北京不到三个月,“工作手册”已密密麻麻记了两本。被抓走前一天(7月25日)父亲还写了三页半学习笔记,只是在日期后写了一句:“几天来病了,热伤风,没有温度,但流汗很多,特别疲乏,看书也很少。”
有人轻轻敲门,我急忙打开,索菲母女俩闪身进来。李晏晨阿姨抚着我的肩轻声说:“小万,别急,我们打听了,你爸爸他们现在还在北京。总理指示要四川造反派三天内放人。”我的泪夺眶而出,压低了声问道:“李阿姨,是谁说的?”李阿姨努努嘴,索菲转过身把门关上,李阿姨悄悄告诉我:“是孙吉太。”李阿姨对我说:“总理有四点指示。(一)人已经揪了,就保证安全;(二)保证吃饭;(三)只许文斗,不准武斗;(四)三天之内把人交回招待所,下午五点之前务必送到。小万,别着急,有总理呢,他叫傅崇碧派卫戍区的解放军跟去了。”
啊,我轻轻吐了一口气,止不住又潸然泪下。
那个晚上,我通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之中,一会儿梦到父亲被打,一会儿看到造反派冲进来,一会儿听到警卫战士、服务员责骂……
那三天,耳边似乎老听见妈妈在念叨“报应,报应啊”……
那三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把我的心浇得湿淋淋的。父亲肯定受苦了,还没来得及给他套上护膝,膝盖会不会跪破……
那三天,我如坐针毡,更不敢出门。指责和声讨叫我无地自容,连累老父亲们更令我揪心愧疚。听小扬和索菲讲厂桥周围贴了许多大标语:“活捉四川南霸天李井泉!”“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小扬告诉我,她看见小报上登在北京少年宫开批斗会,就赶到会场去了。她看见他们三人淋成了落汤鸡,挂着黑牌淋着雨站在台上挨斗。还说,上台时是从台下直接拖拽上去的。
第三天下午,我坐在招待所接待室焦急地候着。傍晚,敞篷车开来,三个老头被送了回来。我急急迎上去,他们仨浑身湿透,从头到脚都在淌水,李井泉脸色苍白,行走迟缓,廖志高一脸疲惫。我一把搀住他俩,叫道:“李政委!廖伯伯!”服务员过来,分别把李、廖扶送回房。我搀着父亲的胳膊慢慢上楼,用手摸摸父亲额头,心痛地说:“爸爸,您受苦了。”
回到房间,父亲见我眼圈发红,逗我说:“哎呀,这几天淋成落汤鸡了。”我小心地问:“他们打您了吗?”父亲淡淡一笑,不在意地说:“还好。”
我马上给父亲取衣物,赶紧冲洗澡盆让爸爸泡热水澡,同时歉疚地忏悔,说我连累了父亲和李、廖。父亲在卫生间里隔着木门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在那儿听他们说,这儿有内线,‘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一造反派组织)和他们内外勾结。他们早就谋划好了揪斗当权派。”
我从心底长长吐出一口气,放下了压在心头的负疚。
后来,我看到吕勤昭收藏的红卫兵小报《活捉李井泉》,文中写着:
……7月×日傍晚,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专揪李井泉战斗队作战部的侦察员激烈地争论着桌上的便条: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小将们:你们要揪的李老贼井泉在×××××处。祝你们胜利!
……速决战打响了……当守卫人员发现时,李井泉、廖志高、杨超早已被我突击队揪了出来。帆篷汽车尖叫,高速冲出巷道,押着李、廖、杨三个混蛋开往少年宫。
事隔三十一年,吕叔叔还记得那些四川人点着二二六号房间叫服务员开门,他们冲进去,把李井泉从屋里揪了出来,李井泉还没来得及穿鞋就被他们连推带搡地拖下楼。他们拖着李、廖往后门走,警卫战士死守后门不开,不准他们把人带走。红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几个人抬起廖志高使劲一抛,把廖志高从墙这头摔出墙外。吕勤昭怕摔伤人,只得叫警卫开后门放行。那天有人浑水摸鱼,在揪廖时把任弼时送给廖志高的手表也抹走了。
四川“红成”抓人时,招待所急报孙吉太,孙马上报周家鼎。周家鼎立即禀报总理并派北京卫戍区一个排赶到北京少年宫。这个排的战士三天都跟着那辆敞篷车,到北海批斗,回少年宫受审,在大街小巷挂黑牌游街示众……
2005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和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教授在北京一个小茶馆喝茶。那天,冬日的太阳懒懒地照着,茶盅里暖暖的轻烟袅袅上升,带着淡淡的乌龙茶香。我和袁教授坐在雅致的小茶馆,聊起三十八年前的那一幕,我不觉生出时空错乱之感。
那时,袁正光是四川师范学院“准走资派”。刘、张掌权后封“八二六”是坚定左派,把“红成”列为团结对象。“红成”派不服气,组织万人赴京告状。中央不同意,派人劝阻,“红成”就分成若干小队分别进京,袁正光也被裹挟进京。他们到京后进驻景山公园背后的北京少年宫。“红成”为了证明他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决定把“李廖死党”作为试金石,以蹭出耀眼的火花。
一天下午约六点,有人急匆匆地通知:“快,快,集合,有重要行动!”“目标:平安里厂桥!”袁正光也懵懵懂懂跟着向平安里方向小跑。到了一个大院门口,大家顺当地冲了进去,冲上二楼,他看到一群人拥在一间屋门口,听见有人说:“看,这人就是杨超!”他这才知道此行是来抓当权派的。
讲到这儿,袁教授顿了一下,看看我说:“我原来只知道杨超是省委书记之一,对他没有感性认识。这第一面,杨超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造反派把他从屋子里拖出来,七嘴八舌地吼:‘李井泉在哪儿?廖志高在哪儿?快说!’你爸爸很英雄气概地说:‘不知道。’造反派对他又推又打,又吼又叫:‘说!他们在哪儿?’他的头正好被扭过来,我面对着他,看见你爸爸坦然硬气地说:‘不知道。’我当时就想,这个杨超,像个不出卖同志的地下党员,很有骨气,我不由 得对这个老头肃然起敬。”
此番话令我怦然心动,这就是我的父亲。

夜进中南海
沉重的叛徒帽子压得我吃不下,睡不着,我决定赴京千方百计找周家鼎找孙吉太,请他们转告周恩来伯伯:中央文革小组弄错了,父亲不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从苏州陆军军人监狱出来的,请中央更正。
1968年冬,被发配到拉萨的大姐寄来了钱,我混车逃票到了北京。好心的小扬和索菲慷慨接纳相助,反正大家都“黑”,彼此不嫌弃。小扬收留了我,我在小扬的男朋友刘建家住了下来。
刘建的父亲刘仁是“文革”前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委被砸烂了,刘仁自然也被打倒。当时他家人不知刘仁被关押何处,更不知是死是活。其实,那时刘仁被关在秦城监狱,常年镣铐加身,单独关押,常受酷刑体罚,备受凌辱摧残,直至1973年在狱中寂然长逝。
刘家被赶到王府井东单三条六十六号一间小屋,当时刘建不在,我和刘仁的女儿刘立、小儿子刘成住在这间破屋子里。小屋终日黑咕隆咚,街道造反派和过往好奇革命群众经常扒窗户向屋里看,刘立不得不用纸把木条窗户糊了起来,进门必须开灯才看得见。可这间小小的黑咕隆咚的破屋是刘伯伯的家,是甘英阿姨和孩子们相聚的家。在我心中,这间小破黑屋安稳温暖,是漂泊北京的避难岛。
那时,甘英阿姨(“文革”前任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被关在她单位,每月准许回家一次。
有一天,甘英阿姨回来了。在小小的黑屋里,在暗红如豆的灯光下,她坐在破床沿边,听我讲四川讲我的爸爸妈妈。甘英阿姨短发长及下巴,清瘦,清丽,一身旧棉袄也裹不住知识女性的灵慧。听我讲完,甘英阿姨闷了许久,然后浅浅一笑:“孩子,你刘伯伯也是四川人。你是我们家小老乡,住下吧。”
甘英阿姨那口老北京话听着特熨帖,尽管时局艰辛,她清爽的笑容给了我莫大安慰。在革命群众鄙视声讨中追得无路可走时得到收留,我对甘英阿姨全家和小扬充满了感激。时值冬月,我无以回报,就设法买酒米(糯米)酒麯子,用被子捂发酵,给四川老乡做四川醪糟吃。
看着瘦瘦条条的刘立拖着耗子尾巴似的小辫打糨糊糊窗户,看着甘英阿姨和几岁的小刘成呼哧呼哧往小黑屋里搬煤块,我卖力地挽起袖子帮忙。
“文革”结束后,电视转播了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审判员甘英坐在审判席上,面对罪犯江青,她严正宣布:“江青,我们是代表人民审判你!”
这一声喝令字正腔圆,荡气回肠,运足了天地间浩然正气!
这一声宣布掷地有声,正义凛然,大气磅礴,撼天动地!
我盯着电视,看得热泪滚滚,为邓拓、陈同生、刘仁、王其梅,为老舍、傅雷、吴晗、冯喆……为“文革”中所有被迫害致死的人们!
看着审判台上凛然威严的甘英阿姨,不由得想起当年她清爽的浅浅一笑。甘英阿姨那么有定力,难道,她早就料到正义终将审判邪恶?
我来北京是为了找孙吉太,请他报告总理,父亲是从苏州陆军军人监狱而不是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身背“叛徒子女”罪名,我不得不处处谨慎,怕给人招惹麻烦。我不知孙叔叔会不会和“叛徒”划清界限,只得托索菲先去找孙叔叔。还好,孙叔叔同意见我。
初冬的一天夜晚,我如约来到府右街中南海西侧门。孙叔叔显然通知了门卫,门卫从大门上开的二指宽的横条小窗中递出张申请表。卫兵仔细逐项检查了我填写的登记表后,打开了小门。我走了进去,惶惶走进煌煌中南海,走进中国最神圣最神秘的所在。
进西侧门是个岗哨位,再向里走几十米,是一溜平房,看来这里就是中办信访办了。卫兵领我走进孙吉太办公室,孙叔叔从桌上一大堆信件材料中抬起头,示意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连手都没和我握一下。我心一阵寒,想必孙叔叔公事公办,把我当成叛徒子女了。
卫兵退下后,孙叔叔像一年前那样随意笑笑,说:“到北京来了?”
听孙叔叔讲,我才知父亲去年9月6日就被解回四川,李、廖、程、杨在北京卫戍区只待了三十多天。可现在爸爸在哪儿?
我顾不得寒暄,喋喋不休诉说父亲坐的是苏州陆军军人监狱,不是苏州反省院,中央文革把监狱名称弄错了。看到孙叔叔眼镜片后闪烁着同情,我越来越放肆,大胆发泄我的想不通、我的愤懑,并央求孙叔叔替我联系周家鼎。孙叔叔为难地说,他可以转告周家鼎,但他劝我不要给周家鼎添麻烦,他估计周家鼎也无奈,因为中央文革在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已公开定了性。 我绝望地反复犟着说:难道将错就错?毛主席不是强调实事求是吗?监狱名称错了性质就大不一样,由铁窗烈火的囚犯变成了可耻叛徒。我父亲绝不是叛徒!
孙叔叔朝我摇摇头,用铅笔竖在嘴上示意我小声点。我压抑住悲愤问:“我该怎么办?”孙叔叔莫测高深地说:“只有等待,等到运动后期再说。”
听了孙叔叔搪塞来访者的职业术语,我顿觉无聊,失望地起身告辞。
孙叔叔送我出来,一路上我俩默不作声。我走着走着,这才看到遍地月光盈盈,不由得停步伫立回身四望:这里是我如此神往的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就在这里,父母也曾在丰泽园、西花厅工作生活过,连儿时的我都在红墙内的政务院保育院住过一年多。我曾爬过勤政殿的石狮子,摘过池塘里的荷花,和小朋友在瀛台上跳上跑下。此刻身在红墙内却感到中南海那么遥不可及。月光下的中南海静谧清幽,我心里却阵阵颤栗,红墙内玄机深伏,神秘莫测……
在中南海西侧门内,孙叔叔握住我的手,俯下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压低了声但清晰肯定地说:“小万,耐心等待运动后期。”
中南海那道神秘的门在我身后关闭了,希望之门却在我心头开启。孙叔叔背后站着周家鼎,周家鼎背后是周恩来总理啊!“等待运动后期”,那就是说将来还有希望,将来会像延安整风一样“甄别”。
甄别,是妈妈教会我认这个“甄”字,妈妈说起这个词时那么向往,使“甄别”在我心中神秘无比。
我四处寻找,张爱萍家、魏传统家、吴亮平家……每家都和我们一样,父母被关,家中只剩孩子,一群不知前途何在不知父母何在但拒不承认父母有罪的孩子。
我四处打听寻访,终于找到曾经与父亲同监的、现在纺织工业部的刘瞻家。刘伯伯上调北京前和我们家过从甚密,我们从小就知道刘伯伯和父亲是难友,还蹲过一个号子。
敲开东裱褙胡同四十二号刘伯伯的家门,刘瞻伯伯和蓝健阿姨一把把我拉进屋,一面张罗饭菜,一面打听我父母的情况。
终于面见到父亲的难友了,我单刀直入询问:究竟是“反省院”还是“军人监狱”?刘伯伯双手把着我的双肩,直视我的眼睛,清晰明白地告诉我:“小万,相信刘伯伯,我和你爸爸虽然不是同一个案子,但我们坐的是同一个监狱——苏州陆军军人监狱。我们是国共合作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时出狱的,我都被解放出来工作了,你说,你爸爸是不是叛徒?”
我绷紧的心弦一下松弛下来,泪水夺眶而出,我亲耳听到父亲的同监难友说父亲蹲的是苏州陆军军人监狱!刘伯伯轻轻拍着我的肩,蓝健阿姨怜惜地不停用手给我抹泪,我更是泪如泉涌,索性依偎着蓝健阿姨号啕大哭。
如果此时我站在五台县的山梁上,我要扯开嗓子放声大喊:“爸爸是从苏州陆军军人监狱出来的!不是苏州反省院!”
山梁一定会回应我:……苏州陆军军人监狱……不是反省院……不是……
我马不停蹄地赶到西单电话局给家里通电话,明白告诉家人:那件事查清楚了——就是妈妈说的那个地方,不是他们说的地方。

第六章 艰难岁月
“为了六个娃娃也要活下去”
自我和二姐跟杜家子女逃到山西后,家里就只剩下小牛、小齐、小弟。那年,小牛十六岁,小齐十四岁,小弟只有八岁。父母分别被关押,大姐远在西藏,家里曹姨也被赶走,生活一下落到了底层。自父亲被“钦定”成叛徒,从4月起,每月只发一百元生活费。小齐每月到省委行政处领钱。按行政处规定,父亲生活费二十五元,子女满十八岁组织上不管,三个小的每人每月二十五元。
蜜罐里泡大的弟弟妹妹突地长大了。我和二姐逃窜在晋,所有花销由在西藏当军医的大姐接济。小齐管家,她每月给昭觉寺送二十五元钱,供父亲吃饭、订报、抽烟、买肥皂牙膏。余下七十五元三个孩子吃喝拉撒,还要从中抠出父亲的药费。小齐精打细算,时而也给在山西的我们寄二三十元钱。妈妈每月都从她二十元生活费中抠出十元交给小齐,接济一家人。
父亲的罪名升级后,我们家从省委机关大院被赶出来,搬进位于将军衙门的省监委,住在两间先是厨房后改造为澡堂最后被弃的破房子里。据小齐回忆,“文革”期间我们家被扫来荡去挪过九回窝。
父亲没“当”叛徒时妈妈时而还能回家。有个周六晚上,小齐照例到公共汽车站去守着接妈妈,妈妈用一只手捂着搭在头顶的手绢下了车。回到家,妈妈轻轻回身关上门,慢慢取下手绢。小齐看着妈妈,大吃一惊:妈妈的头发像被狗啃了似的半阴半阳,长短参差。啊!小齐倏地明白过来,妈妈被剃阴阳头了!小齐心里一阵发痛,她知道妈妈素来爱惜满头青丝,还曾用鸡蛋清洗头发……懂事的小齐假装不在意,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买回剪刀推子,学着给妈妈修剪头发。
父亲“当”了叛徒后,妈妈罪加一等,成了大叛徒的臭老婆,当然被踩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被关在她所在的西南地质科研所(简称“地科所”),再也不准回家了。
“文革”中走资派挨斗受批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地科所在机关礼堂开会批斗妈妈。当权的批斗者做了一个很大很重的木牌,机关后勤又做了一个硬纸牌,上面写着“大叛徒杨超的臭老婆罗迭”,勒令妈妈同时挂两块牌子。妈妈把用铁丝拴着的硬纸牌套在脖子上,再把沉重的木牌子挂在硬纸牌子外面。两块牌子都挂在脖子上,细铁丝嵌进皮肉,勒着颈椎,疼痛难忍。
造反派来押解妈妈,他们倒提妈妈双手,像拎小鸡似地押着她从过道推往礼堂前台。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押解者推着妈妈越走越快,在离前台还有五六米处,他们使劲一搡,妈妈被推倒在地,礼堂石台阶磕断了妈妈鼻梁骨,顿时血流满面。同在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台下有些人看不下去,递纸条上台,要求给罗迭止住血再批斗。台上一个造反派顺手扯了把大字报,在妈妈脸上胡乱揩揩,擦得满脸血花。妈妈被反剪着手做“喷气式”状,头发被人揪着,逼迫仰起脸,任人观看“大叛徒臭老婆丑态”。
批斗会照例控诉走资派罪行,侮辱“臭老婆”。 妈妈被揪住站在台上,挂着黑牌,满脸血污,血点点滴滴流下来,顺着嘴角下巴,滴在黑牌子上,在石台阶染出一片刺眼的鲜红。台下有人抗议:“毛主席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会议召集人这才草草宣布散会。
押解者把妈妈连推带搡拖到就近医院,医生听说病人是走资派,没处理碎裂的骨渣,胡乱将表面创伤处拉皮缝合,草草了事。 
那个下午,妈妈受尽折磨欺辱。虽然被摁住头,但她在心中仰天呐喊:杨超不是叛徒!不是!
批斗会结束,在“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打到杨超的臭老婆罗迭”的呼喊声中,妈妈被押回牛棚。押解者嘻哈打笑地走了,妈妈坐在床沿,半天才慢慢缓过气来。她的脖子几乎被勒断,手臂简直动弹不了,腰痛得像断了似的。她咬着牙,艰难地从脖子上一块一块取下牌子,她双手颤巍巍地举起牌子,欲挂在墙壁指定挂牌处。忽然,妈妈发现木牌上钉有铁钉,这根钉子从牌子外往里钉,寸余长的铁钉直指胸口。妈妈急急翻看硬纸牌,才发现硬纸牌上已被钉子戳了个窟窿,妈妈摸摸胸部,才感到疼痛。
这哪是批斗,分明是暗算,要置人于死地!
一次开批斗会前,机关造反派拿出个木牌子,又拉出个机关干部,让他揭发批斗妈妈。那个干部原是妈妈在西昌的老下级,他对妈妈吼道:“罗迭,你这个走资派!大叛徒杨超的臭老婆!念这个牌子!念!”妈妈瞟了他一眼,平静地念道:打倒大叛徒杨超的臭老婆罗迭。
几天后,机关造反派把妈妈押上汽车,挂黑牌游街示众。黑牌上写着“大叛徒杨超的臭老婆罗迭”,像处决死囚似的,倒写的“杨超”、“罗迭”被画上大黑叉。车缓缓在市区大街小巷巡游,狂热的革命者站在车上,手提扩声筒,义正词严,大声演讲:“她就是大叛徒杨超的臭老婆,是江青同志点名批判的‘右派黑格尔’的臭老婆!我们以革命的名义,批倒她,批臭她!”
妈妈生平第一次被押乘车游街示众。街两旁看热闹的群众对“臭老婆”兴趣浓厚,纷纷指指点点,扔纸团丢果皮吐口水,哄闹声笑骂声口号声夹杂着污秽下流话不绝于耳。押解者还不时狠命拽住妈妈头发,摁下头,让车下的革命群众观赏“臭老婆”丑态。
妈妈被揪住站在大卡车上,心伤远甚于浑身疼痛。她不由联想到鲁迅笔下的芸芸众生。革命者被砍头,麻木愚昧之众不是照样起哄看热闹吗?没拿馒头蘸人血已算是历史进步了。
“文革”时期,封建专制丑恶变态通通以革命的名义扬幡还魂。
那天,妈妈被侮辱被损害,尊严荡然无存。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众目睽睽之下,哄笑叫骂声中,中学时就喜欢的哈姆雷特名句“T0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生存或灭亡,这是一个问题)霍地在脑际点燃。
有个周六,小牛去土桥赶场买了只鸡,照着菜谱炖了香浓鸡汤,叫小齐到妈妈单位想方设法接妈妈回家。小齐到了地科所,在四楼妈妈被关的房间见到妈妈,妈妈脸色苍白,眼睑浮肿,眼神怪怪的,眼圈红红的。小齐还没来得及说话,妈妈匆匆把一张纸条塞到小齐手中,急急把小齐推出门,小齐捏着纸条赶快跑下楼,推着自行车飞快离开。
出了所门,小齐四下看看,确信没人盯梢才跳下自行车。她打开捏得湿浸浸皱巴巴的纸团,上面赫然写着:“永别了,孩子们!照顾好小弟弟。妈妈字。”小齐眼泪夺眶而出,她吓得浑身哆嗦,飞车赶回将军衙门告诉哥哥。小牛二话不说,接过自行车搭上小齐,兄妹俩急忙往人民北路赶。
当时正值武斗最烈之际,重庆“砸派”砸进了成都。
骑到北门,正遇重庆“砸派”封锁万福桥,他们耀武扬威地端枪戒严,禁止通行。小齐急了,跳下车朝桥上跑去,小牛不管三七二十一骑车冲桥。重庆“砸派”见两个小孩闯关,也没阻拦。过了万福桥,小牛骑车在人群中东拐西弯。一个持枪的“砸派”,端起枪瞄准骑车的背影,小齐跑到那个举枪人身边,惊恐地厉声大叫,一个中年人压下了那人举起的枪,小齐这才没命地朝哥哥跑过去。跳上小牛自行车后座,小齐惊骇地搂住哥哥腰杆,哆哆嗦嗦地说:“刚才,刚才好险……”小牛紧张地打断她:“不管!不管!赶快,见妈妈要紧!”
到地科所天色已晚,小牛在机关门外等候,小齐匆匆跑上静悄悄的四楼,一头冲进妈妈房间,见妈妈正站在地板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妈妈突然间看到小齐,惊骇地说:“你怎么又来了?现在在武斗,如果被他们发现,会被打死的。快走!快走!”小齐把写好的纸团塞到妈妈手中,一头扑进妈妈怀里,压低了声哭道: 
“妈妈,小弟还小,你一定要活下去,为爸爸和我们孩子们活下去啊!”妈妈眼含热泪,咬紧牙关,郑重地对女儿点点头,急急忙忙把小齐推出门外。
这短短的一分钟,是生离死别的绝境轮回,是亲情信念的绝处逢生。
小兄妹俩回到家,一夜难熬,又害怕又担心。小齐找到被赶出我们家的曹姨,曹姨一听,眼泪哗哗直下,她哽咽着对她一手带大的小齐说:“齐娃子,快去告诉妈妈,说曹姨说的,为了六个娃娃也要活下去!”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小牛小齐一大早骑车赶到地科所。小牛照旧候在机关门外。
小齐急匆匆跑上四楼,闯进妈妈房间,见屋内空空,妈妈不在——“妈妈没有了!”小齐脑子顿时炸开,啊!她眼泪夺眶而出。几秒钟后,小齐强忍悲伤和惊恐,擦干眼泪楼上楼下满大院到处跑四处问,这才听说当权派都被勒令搬到机关仓库去了,以便集中看押。
知道妈妈进了“牛棚”,小齐双腿发软,差点跌倒在地:老天爷,妈妈还活着!妈妈还活着!小齐悲喜交加,撒腿就朝仓库跑。
革命群众守卫着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小齐求见妈妈,守卫不准,小齐死活不走,非要见到妈妈,说要问刚搬进去需要送些什么。机关的人见这个小女娃扎两条小毛根,瘦瘦小小的,也动了恻隐之心,走进牛棚去叫罗迭。机灵的小齐紧跟着走了进去。大仓库里没有窗户,又低又矮,里面黑咕隆咚的,刚进门还看得见两三个地铺,走到后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妈妈跟着守卫从黢黑的牛棚里面走出来。小齐见到妈妈,拉着妈妈的手,咧嘴一笑,眼泪也刷刷流出来。“妈妈!妈妈……”守卫奇怪地瞪着她,嘟嘟哝哝道:“咋个又哭又笑的?”小齐的心放下了,这下倒好,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妈妈就安全了。只要妈妈还活着,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妈妈对造反派说,这儿所有人都是男同志,她极不方便,强烈要求用木板给她隔个角落。小齐赶快接话:“对啊,是需要隔出一块来。”
那段时间,小牛小齐每周被准探望妈妈一次。进了牛棚后,造反派加强了对妈妈的监视,每次探视都有人在场,不准乱说乱动。此时妈妈方显出做地下工作的本色:有时递东西,妈妈接过来,顺势塞个纸团;有时她掌心上写着字,背着监视人员让孩子看手掌。妈妈到底当过地下党员啊。
后来,妈妈总对我们念叨,有个圆脸、大眼睛、一笑脸上就出现两个酒窝的女孩去牛棚看过她,还给她带去了一串香蕉。那年头,香蕉是很稀罕的。妈妈并不认识那个女孩,她只说是来看罗妈妈。后来妈妈才知道,王其梅的女儿、黄霖的儿子等都曾来川到杨家避难。
1971年,妈妈走出了牛棚。很久很久以后,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仓库里隔出的那个小角落还常使她夜半惊醒。在那些艰难岁月,有多少像妈妈一样的人,在“文革”浩劫中经历了多少次绝望,多少次放弃,又多少次徘徊,多少次返生?那是怎样难熬的度日如年,怎样深沉的人生况味?人的精神支柱维系于亲情、家庭、友情、事实、未来、信念,渴盼天亮,祈盼春风。
就是为了我们六个娃娃,妈妈活了下来。
 
半罐葡萄糖
1971年夏,妈妈被放出“牛棚”,好心的曹姨也回到了我们家。
回到家,妈妈看到家徒四壁,棉絮破成了渔网,连筷子都没有多的一双,就叫上曹姨,两人坐一辆三轮车去买锅碗瓢盆。妈妈手里捏着补发的一千多元钱,大开“买戒”,先先后后买回来十三床棉絮。那些天,妈妈和曹姨一床一床地缝被子,妈妈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对曹姨念叨:“全家连你九口,一人一床,还多准备几床。爸爸会回来的,孩子们都要回来……”
妈妈走出“牛棚”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探望爸爸。自“二月逆流”后父亲赴京父母亲就没见过面。夫妻俩打相识从没有离别过如此长久,三年零三个月,一千二百多天哪!
到了昭觉寺,军代表只准妈妈进去,叫小齐在寺门外等候。
虽然在卫兵的监视下相见不到半个小时,但亲眼见到爸爸,妈妈满足了。
探视完,妈妈和小齐高高兴兴走出昭觉寺。没走多远,听见有人喊:“喂,回来,回来!”妈妈回过头去,见哨兵对她招手,“叫你呢,回来,回来。”
妈妈和小齐返回昭觉寺,一个军官严肃地质问妈妈:“呃,你把《红旗》杂志带到昭觉寺,带给杨超,是什么意思?”
妈妈真不解,她负气说道:“《红旗》杂志怎么了?是党刊呀,尼克松办公室还放着《红旗》呢。你们说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尼克松都可以看,杨超怎么不能看?”那个军官哑口无言,转而又斥责:“谁叫你送那么多吃的?一次就送三十个鸡蛋。杨超的东西吃不完。他违反监规,还偷偷给郑瑛送葡萄糖。”
妈妈后来才知道昭觉寺的黑幕。
郑瑛阿姨桀骜不驯刚烈不阿,常顶撞看守,也就常挨打受罚。
有一次,郑瑛阿姨抗拒批斗,拒绝请罪,挨了一顿暴打。两个当兵的还不解气,倒拖起郑瑛的双脚在寺庙中游走示众,强制倒拖着她去接受批斗。郑瑛阿姨的头一路磨在石子路上,磕磕碰碰,直磨得血发模糊,一路上血迹斑斑。
爸爸从斗室窗户里看到郑瑛受虐,他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就拿了半罐葡萄糖藏在衣袖里,放风时偷偷塞给郑瑛。不料,卫兵发现了,父亲被严厉训斥,挨罚饿饭,那半罐葡萄糖也被没收了。

爸爸解放了
1969年秋,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毕业的大姐从西藏回到了成都。
自中央首长“三一五”讲话后,妈妈单位革命群众不远千里,从成都到拉萨,向部队传达了“三一五”讲话,于是大姐“叛徒女儿”身份暴露无遗。1969年秋,林彪发布命令,要求清洗军队纯洁边疆驻军。已有七年军龄、军医大毕业分配到西藏的大姐被按战士待遇复员,限令三日内离开拉萨。热爱军队的大姐在拉萨遍找父母熟人,但那年月,这个叔叔那个伯伯都不敢沾中央文革钦点的“叛徒”之女,大姐只得哭着脱下绿军装,被遣返回川,在金堂县一建筑工地当医生。因是按战士复员,七年军龄折成二级工,每月领工资三十九元五毛,每两周回家一次。
1971年夏,高唱战歌下农村的插队知青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插队两年多,我们同下新营的三十七个知青走得只剩一半。妈妈已获解放,爸爸还在押,妈妈日夜寝食不安,只得硬着头皮去求孙明(李大章夫人,时任省革委政工组组织组副组长)。50年代在泸州妈妈就结识了孙明,但她不知孙明怕不怕沾惹“大叛徒臭老婆”。妈妈先托人给孙明打了个电话,孙明立即约见妈妈。
那天,妈妈在商业街十六号省委门口等着,孙明的保姆到门卫室来接妈妈。孙明病卧在床,她拉着妈妈的手,真情说道:“罗迭啊,文革这些事,真对不起,大章也身不由己啊。”妈妈很理解,她们同是当权派之妻,都随丈夫潮起潮落,尽管时运不同,但说到底命运相同。妈妈请孙明帮忙把两个在山西当农民的孩子弄回成都,孙明满口答应。她托劳动局军代表仇明林安排,让我和白文姐进了成都东郊的两家国防工厂。
患难中孙明阿姨伸手相助,我们铭记在心。能回城进国防工厂,每月拿十八元五的学徒工资,对爸爸还在押的我们来说已是天大的福气。
那时我们家住在成都将军衙门省监委大院里。机关干部到省“五七”干校去了,造反派各自争权,无人顾及“狗崽子”。弟妹们也采取革命行动,自行从破澡堂搬进空办公楼,总算住进了有天花板有地板的房子。所谓搬家,也就是抱起几件烂衣服,夹起几床破棉絮挪到另一个地方。 新家比澡堂的条件好得多,破澡堂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地板都烂穿了,一不小心脚就踩进窟窿。竹篾编的天花板更是半遮半悬,处处开花。晚上,老鼠成群结队在屋顶窜,时有老鼠失足从天花板破洞掉下来,曾吓得小弟蜷缩在墙角,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破洞。
妈妈回来了,我们三姐妹也回到了成都,尽管办公楼的房子也破旧不堪,但这是我们的家啊,我们这个家只差爸爸了。
9月的一天晚上,妈妈把我和二姐叫到一起,关上家门,压低了声悄悄说:“林彪摔死了……”我瞪大眼睛,惊愕得手一抖,连手中的搪瓷盅都掉落在地。
妈妈小声但肯定地说:“林彪反对毛主席,坐飞机叛逃,摔死了。”
林副统帅反对毛主席?我脑袋瞬间空白。尽管“文革”时时风云突变覆地翻天,但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历史会开这种玩笑?!
我们还在发懵,妈妈肯定地说:“爸爸快解放了,爸爸快回家了。”
妈妈立刻申请探视。“九一三”之后,昭觉寺宽松了许多,很快获准。
去探望之前,妈妈在手心上写下五个字“林倒台死了”。在探视中,坐在父亲对面的妈妈忽地站了起来,插到爸爸和军代表之间,背对军代表,对父亲用手背揉揉鼻子。父亲机警地瞥了一眼,妈妈知道,父亲明白了。
9月30日下午,省委专案组带父亲来监委大院家中。父亲已近五年没进过家门,在专案组“陪同”下,他推开陌生的家门,抬头看看我们,表情木讷,反应迟钝,行动迟缓……
父亲终于回来了!五年了,悲欢离合终相聚。
那段时间,我们围着父亲忙得团团转。小牛骑车到郊县赶场,买鸡买蛋;大姐忙着给父亲看病买药;二姐给父亲推剪理发;我们大家给父亲包汤圆。看父亲吃得欢,妈妈一个劲念叨:团团圆圆,团团圆圆。每到晚上,我们全家围着爸爸妈妈,五年的龙门阵摆也摆不完。父亲总爱听我们讲“文革”经历,而对他自身遭受的迫害闭口不提。
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在孩子们心中,父亲从来就是一座铿锵石塔,坚实,巍峨。
父亲回来后,我们全家像乡下人一样到人民公园对面的照相馆照相。五年了,终于盼到了拍全家福的这一天。对着镜头,妈妈一直泪光莹莹,人情练达的摄影师善意地调动情绪,直到妈妈舒心一笑……


第七章 松、平地震预测预报的日日夜夜
领命副指挥长
20世纪70年代初,四川大邑、炉霍、松潘、康定频发六七级强震。
1975年12月9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国家地震局成都地震大队发出《关于我省及邻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初步意见》。文中指出:“1976年上半年松潘、茂汶地区可能发生六级左右的地震,如果地震发生在甘、青、川交界地区,震级将会大于六级。”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此意见,并将该区域列入全国第三个重点加强监视的危险区。
1976年入夏以来,中共四川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研究震情,指定谢正荣(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和杨超(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负责地震预测预报和防震抗震工作。
6月12日四川省地震办公室上报的《震情报告》提出:“近一两个月内我省龙门山断裂中南段及茂汶、北川—宝兴、天全、芦山一带可能发生六级地震。”报告中急切预报出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
高危震情一波接一波,防震抗震刻不容缓。
距此十年前,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大地震后,周恩来总理亲临视察,组织抗震救灾。面对震后满目疮痍,周恩来总理指示地震工作者:“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大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周恩来总理的决定催生了国家最早的地震监测预报,制定了“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群测群防工作”的地震工作方针,将地震的预测、预警、预防作为地震工作的中心任务,力图在地震发生前作好一切准备,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为此开展了全民性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活动,全国建立起数以万计的群测群防网,为地震部门提供各种前兆信息。
针对科技人员的汇报,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预防的。”“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七点三级地震。地震部门在当天零时发出临震预报,地震发生前又发出了地震即将爆发预报,海城地震死亡一千三百余人。据专家估计,如果没有预报,死亡人数将会在十万以上。继海城地震之后,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七点四级大地震又被预报出来,虽然在震级和地点的预测上有较大偏差,但预报并采取了措施,七点四级大地震仅死亡九十八人。
在海城、龙陵地震较为成功预测预报的背景下,在四川省震情严峻的形势下,1976年6月22日,四川省委紧急成立了省防震抗震指挥部,任命谢正荣为指挥长、杨超为副指挥长。指挥部里还有秦传厚、彭家治、阳自碧、丁甘如、廖家岷等,还有成都军区、省军区、省革委办事组、公交组、计委、建委、公安、邮电、交通、铁路、卫生、物资、科委、省地震办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由省防震抗震指挥部统筹全省防震抗震工作。地州市也相应建立防震抗震系统,全省形成了防震抗震体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由地震办副主任刘兴怀担任。
震情如军令,父亲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排除一切干扰全力投入防震抗震,甚至搬进地震办刘兴怀办公室,在十四平方米小屋铺开行军床,以随时掌握最新震情。
当时,周恩来总理去世刚半年,父亲把执行总理指示当做对总理最好的怀念。尽管父亲对地震预测预报一无所知,他却时时感觉到周恩来总理在天之灵在关注、指导、护佑着他。
指挥部成立第二天,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革委会地震办及时在东方红宾馆召开了“南北带中段近期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全国三十三家专业部门七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就地震、地质、物探、地形变、地磁、地电、地应力、地下水、动物习性异常等各类观测(察)资料和预报依据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审议。
在大量收集各类宏微观异常信息基础上,专业人员会商会十分重要。父亲当天受命次日就以省防震抗震副指挥长的身份与会。他对这次国家级地震趋势会商会极端重视,全程认真参加,抓住机会向专家学者请教,海绵吸水似地恶补地震科学知识,深化对地震预报的认识。他从头到尾认真听讲,仔细记笔记。他上衣的四个口袋总是塞得鼓鼓囊囊,里边分门别类装着好几个小本子。吃饭时,他和大家同桌,不时提问,有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地震本”边吃边记。他吃饭很快,然后找个地方抓紧时间打个盹。醒后就在会议室走廊看挂图,找地震专家请教。
中国地震预报的思路是“长、中、短、临渐进式预报”。地震长期预报,是指对未来十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报;地震中期预报,是指对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的预报;地震短期预报,是指对三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临震预报,则是指对十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地震预报中难度最大的是短临预报。短期预报阶段既可加强防范措施,又可相对保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而临震预报就像拉响防空警报一样,人人躲震,社会秩序全部打乱。大震之前如果没有临震预报,会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但临震预报如果出现误差,则会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社会成本。
这次重量级的会商会开了整整六天,得出重大结论:“近一二个月内,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可能发生六级或大于六级地震。其中历史上地震活动较强烈的茂汶—北川地区,人口稠密、工业集中的灌县、大邑、邛崃地区更要特别加强监视。”也就是说,权威的国家级会商会不仅肯定了1975年作出的中期预报,而且肯定短期地震预报意见,下一步直逼临震预报。
会后,按国家地震局统一安排,国家地震局物探队、地震测量队、部分省市地震部门及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生物物理所火速抽调专业人员在江油、什邡、黑水、汶川、大邑等地增设十一个流动地震台,加强平武、南坪两个台站;在汶川、安县、灌县等增上水氡自记仪、地磁仪、高频地震仪、脉动仪和大气电位仪;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成都、雅安等增上了光速测距、流动重力和地磁测量……以获取震前前兆信号和震后震波图像。成都电视台、峨眉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四川省科技情报所等也派人到现场拍摄各种珍贵的前兆现象,为短期预报提供决策依据。这种大力协助有力加强了松潘、平武地震前的短临跟踪,为短临预报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级会商会开了六天,上任仅七天的父亲了解到任务的极度艰巨,知晓责任无比重大,他无比震惊又无比沉重——他知道他站在地狱门前了。
父亲深知使命之艰重,他一披挂上任,立即赶赴温江、大邑、灌县、什邡等地调查震前宏观异常现象,他目睹了各地大量的自然界异常现象,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他多次参加各种会商会,认真听取地震技术人员分析判断,一步步参与地震部门的震情分析活动。他详阅每期《震情简报》并及时批示。四川地震预报大打人民战争,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建立了大小四千多个群众监测点,群测队伍有八千之众。父亲认为,大自然山崩地裂前会聚集巨大能量,这种异常能量的聚集总会露出征兆,要从异常的蛛丝马迹中逮住大自然异动的痕迹。龙门山一带报来上万种异常现象,除专业设备仪器监测外,父亲对这些自然界征兆也非常重视,派化工厅专业摄影师葛加林专赴各地拍摄青蛙老鼠鱼塘等各种异常现象。指挥部还派了五十个专业骨干到龙门山断裂带对异常现象进行逐条查证核实。这些经核实甚至反复分析过的宏微观异常,也成为震前作出短临预报的重要依据。
依靠专业科技人员
通过实地考察和恶补学习,父亲知晓了地震科学的艰难,知晓地震科学进展缓慢,地震预报需要长期的科学探索和在探索中的科学积累。可是,国家级地震趋势会商会预测大震在即,泰山压顶,容不得拖延;再则四川省委任命,责任重大,容不得退缩,身无退路的父亲只得背水一战,指挥地震局仓促上阵。
身为副指挥长,父亲越深入了解震情越感到临震预测预报艰难。既要面对天灾,还要应对人祸。凭着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经验,尤其是身处“文革”惊涛骇浪之中,他深知临震预报失误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沉重的压力使他寝食难安,常靠安眠药入睡。专业技术人员的精神负担他感同身受,为此他想方设法鼓励专业人员在困境和压力下摸索,尽一切可能准确预测;同时想方设法给专业人员排压减负,鼓励发表不同意见。
地震办上上下下都在议论琢磨杨超。如此危难差事,很多领导避之不及,杨超受命于危难,还“不合时宜”地“迷”上了地质地震学。
在震前非常时期指挥地震预报,父亲全身每个毛孔都亢奋紧张,他充满哲思的脑细胞在不同的兴奋点间闪烁跳动。在收集核实分析浩繁资料的工作中,围绕震前预测,他和地震界技术人员反复探讨,提出了许多技术人员埋头收集核证却没能跳出材料层面思考的问题,诸如地震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地震前兆异常现象与本质,有震异常和无震异常,震前的平静与不平静,地震的跳迁规律,中长期趋势异常与短期临震异常,地震的共性与个性……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地震学界和地震办反复探讨甚至争论交锋激烈。
当时,国外注重地震预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要等到预报研究过了关才能实施预报;而我国的思路则是在预报尚未过关的条件下“边研究边预报”,搞的是经验性预报方法。地震预报长远目标的突破绝不能仅依靠经验积累,必须加强基础研究。
地震预报确实是世界性科学难题,地震孕育过程的复杂性、非线性,震源在地下深处的不可入性,强震事件的小概率性……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渺小卑微,有史记载以来的地震几乎没有能被预测到的记录。但是,1975年,1976年,海城和龙陵,这一北一南,以其较为成功的预测预报向这一世界性科学难题发出了挑战。当然,这两次预测预报在整个地震预测预报史上微乎其微,极具偶然性。父亲却说:偶然寓于必然之中,在探索中有成功有失败,周总理指示让地震工作者力所能及地在大地震前打个招呼,我们要倾尽全力。就算失败了,也如周总理所说“代价不能白费”。
时不我待,大震当头也来不及统一学术争论,匆匆上马的父亲横下心来,率地震办跃过地震不可知论,直逼地震预测预报。
父亲很快和科技人员交上朋友,他和地震办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罗灼礼、前兆组组长张珍、韩渭宾等科技人员频频交谈。罗灼礼、韩渭宾都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高才生,他们术有专攻,思路清晰,见解独特又敢于坚持己见。父亲拜他们为师,鼓励他们敞开思路大胆探索,同时又不断和他们探讨,启发诱导他们思考钻研:如何认识四川地质结构Y字形构造?其成因是什么?怎样用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学说或板块学说来解释和判断四川的地质构造?西南地震和华北地震以及太平洋板块有什么关系?…… 科技人员都说,这个“外行”够厉害,问得仔细问得专业,总是引导“内行”深思。
其实他们不知,父亲从50年代起就是个老地质了。
那段时间,父亲几乎天天到地震办,有时和大家一起会商,有时留下专业人员促膝长谈,探讨切磋。
在一次会商会上,大家谈到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最重要的依据是前震序列,而四川到现在还没出现可能是前震的序列。父亲沉思默想了一会儿,对罗灼礼说:“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事物有共性有个性,四川的地震是不是都得和海城地震一样有前震?”
还有一次,谈到从统计学角度从跳迁规律看云南龙陵地震后四川地震的危险性,父亲问韩渭宾:“如果从板块学说,该怎样看待龙陵地震和四川地震的对应关系?”韩渭宾被问得一愣,他读大学时教科书里还没有板块学说,杨书记成天受批挨斗,面上还有那么多工作,他哪来心思哪来精力关注地球科学最为尖端、最为前缘的最新成果?头儿们往往根据汇报拍板定论,可杨书记不是。他认真学习,潜心研究,亲身参与预测过程,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直插核心,他听汇报总能抓住关键,最终决定总是渗透了他的独到见解和心血。
那段时间,父亲遍访贤能。他听说成都地质学院搞了个地震观测站,就把地震预报研究小组技术员刘茂才叫到金牛坝,开门见山问道:“成都有没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大地震?”刘茂才肯定答道:“根据我们的研究,成都地区不可能发生破坏性大地震。”“根据?”刘茂才条分缕析答道:“第一,成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破坏性地震;第二,成都的地质结构不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第三,我们研究了成都历史上地震的规律,还专门设立了地震应力观测站。根据成都的应力分布状况,成都不可能发生破坏性大地震。”父亲兴奋得一跃而起,握住刘茂才的手,急切地说:“那你敢不敢向全市人民公布,敢不敢到工矿企业去演讲,敢不敢告诉人们成都不会发生破坏性大地震?”刘茂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他手一挥,慷慨作答:“我敢!”父亲激动地拍着刘茂才的肩膀,“那我就要宣布啰!小伙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如果弄不准,工人和老百姓要打你的啊。”父亲又仔细询问了成都应力观测站的观测结果,最后对刘茂才讲:“小伙子,我支持你的研究,你要到工矿企业去讲这个课题。”
父亲指派罗灼礼、韩渭宾等,还有刘茂才和他的研究小组,到地县、到机关单位、到工矿企业去大力宣讲,安稳民心。
四川震情预报牵动了全国地震界。北京先后来了两个专家组,专家组检查了四川地震界的工作,看了四川专家群众的测试,发表了不同意见。一次在向省委汇报时,指挥长谢正荣担忧地问刘兴怀:“呃,老刘,人家北京来了专家组,组长还是国家地震局副局长,他们说我们的预报有问题。这个……我们还预不预报?”
刘兴怀一听急了,扯着嗓子说:“北京专家组才来了一趟,我们可是实实在在搞了五六个月。要我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咱们四川的和尚也会念经!”“那你说咋办?”刘兴怀不服气地说:“我马上带人到专家组去过的地方,他们做过的检测,我们全部重新核实验证。”
“好,老刘,这个办法要得,既尊重北京专家组的意见,又慎重,实事求是。你立刻带人再重新验核,落实异常。”父亲当机立断,并及时安排,“事不宜迟,你即刻动身,今天就走。”
刘兴怀当晚带人组成五个宏观异常调查组,先后赶赴松潘、南坪、平武、江油、绵阳、茂汶、汶川、黑水、理县等收集、核证各种宏观异常现象,进行统计、作图、分析研究,以保证宏观异常资料的可靠性。
刘兴怀小组此行成果卓著,为临震预报提供了进一步扎实可靠的依据。
“杨七级”
6月下旬,四川省委发出了川委发〔1976〕28号文,紧接着又发出川委发〔1976〕30号紧急通知,明确提出:“我省龙门山断裂中南段近期可能发生七级以上破坏性地震。”这是以省委名义向社会颁布的第一个地震预报。
在此之前,多数专家的主流意见和书面意见是预报六级地震,会商会纪要也是“六级左右或六级以上”。父亲注意到少数人提出震级可能会达七级。他潜心研究了各种地震预报案例,认为专家和技术人员预报震级极其谨慎,所报预测震级均小于实际震级。再者,他亲赴各地调查核证过部分震前宏观异常现象,全程参加了全国“中南带中段近期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参与了省市县各级地震办震情分析活动,听取了数十次汇报,参加了数十次会商会,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翻阅了几十上百本各种异常原始记录,查阅了若干县志,和专家技术员探讨了无数次,经过反反复复求证,不断否定之否定,父亲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明晰的判断。
一次在车上,父亲对刘兴怀等说:“地震办专业人员在震级问题上表现保守。一怕漏报,二怕震级报大把人吓跑,负不了责。据我判断,这次地震总有个七级以上。震级上升一级,破坏能量就放大三十倍,毁灭性强,人命关天啊。我们要给技术人员撑腰,预测几级就预报几级。”
后来此话传了出去,在地震办和相关圈子里,“杨七级”绰号不翼而飞。
由四川省委向全川昭告预报震级,省委和地震办所有人都捏了把汗。预测主要依靠科技人员,而预报却由领导者风险决策。父亲捏住笔,手中之笔重似千钧,父亲何尝不知改动震级的严重性,但他还是担负极大风险果敢决策,亲手动笔,在文件底稿上将预报震级由“六”改成“七”。
这个小小改动,使全川注意力“嗖”地聚焦地震;这个大大改动,使形势人心先于地震而大震!川委发〔1976〕30号紧急通知明确向社会公告近期可能发生七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呼应紧急通知的是刷上街的大标语:“警惕走资派杨超以抗震压革命压批邓的阴谋!”“走资派杨超私自篡改震级破坏批邓罪该万死!”
丙辰龙年,“文革”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中华大地灾难深重。周恩来溘然长辞,朱老总寂然去世,毛泽东病势沉重,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爪牙肆无忌惮地抢班夺权,对邓小平的“整顿”进行疯狂反攻倒算,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极其特殊极其复杂,各种尖锐矛盾错综交织。防震抗震显然干扰了造反派突击入党,打乱了往领导班子“掺沙子”的进程。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干扰破坏防震抗震,同时又制造恐震情绪,煽动哄抢国家物资。他们满城贴出大标语:“打二赵(赵紫阳、赵苍璧),抓谢杨(谢正荣、杨超)!”
在此关键时刻,父亲吃力地掌控着复杂艰难的局面。他了解地震预报是当今世界科学难题,其探索之路艰难曲折甚至需要若干代人付出努力;他深知地震监测预报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和首要环节,是政府和人民群众寄最大希望于地震部门之所在;他明白自己踩在刀尖上,承担巨大风险,可能名败身裂,更可能粉身碎骨。
但是,省委的任命就是命令,不容推诿退缩;国家地震局的预测预报就是灾情,救灾如同救火。父亲被逼上梁山,他别无选择。
唐山大地震
7月下旬,全国计划经济工作会在京召开,主管工业计划的父亲带领省计委副主任辛文一行匆匆赶往北京。四川代表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十一楼。父亲放心不下,天天打电话回川了解震情。
7月28日凌晨三点多,忽地,轰隆隆呼啦啦,地动山摇,房屋剧烈摇晃,几乎将父亲从床上晃下来。他猛地站起来,强烈摇晃几乎将他摔倒。十一层楼摇摇晃晃,玻璃窗吱嘎吱嘎,卧室吊灯在空中打旋,嘣!一人高的衣架晃倒在地,暖气片护栏也砰然倒下,走廊上人们慌乱奔跑……摇撼足足持续了几十秒。
地震了!北京地震了!怎么到京后没有一点预报?北京是首都啊!走廊里服务员边跑边声嘶力竭吼叫:“地震了!地震了!大家赶快离开房间,赶快下楼!快!”辛文和秘书李兴海急匆匆赶来,搀着父亲,从拥挤的楼梯过道挤下楼。
那天,京西宾馆所有的人都待在露天空坝里。震中在哪儿?震级多大?吞噬了多少性命?毁灭性强震造成多大破坏?代表们一无所知。后来听到新华社广播,才知唐山爆发大地震。随后,服务员和家住北京的代表带来的消息令人心颤:震中山崩地裂,唐山被夷为平地,几十万人灰飞烟灭,惊世天灾,惨绝人寰…… 代表们在极度恐慌担忧和茫然中焦灼不安。之后三天,吃、坐在京西宾馆楼间的空坝上;睡,领导们蜷曲在露天坝的汽车里,其余代表在礼堂里搭通铺。
北京如末日降临,人们谈震色变,人心惶惶,恶性谣言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在北京街头,父亲亲眼见到各式地震棚林立,亲眼见到医院里挤满了惊惶跳楼逃生的伤员,亲眼见到群众哀伤惊恐无助的泪眼。他四处打听,知道国内房屋建筑基本无法抗御强震,眼下躲避地震只能靠疏散撤离。
父亲听着看着想着,感到无比沉痛,忧心如焚。肩上责任重于泰山!预测预报的四川强震震中几十万父老的生死和自己紧密相关!
就在唐山水深火热、举国悲伤惶恐之际,江青接见了代表团领导,她竟闭口不提唐山地震,还在大批特批“条条专政”。
会议无法开下去,父亲一行马不停蹄赶回成都。
地震预报如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在头顶高悬。在京亲身感受唐山大地震,使父亲坚定了一个信念——如果能预报震情,那将是最大最有效的救灾救命。
回蓉第二天,父亲即召开会商会听取汇报。地震办根据刘兴怀带回的验核信息数据,更坚定了预测预报意见——四川龙门山带以及川北部地区8月将有七级以上强震。父亲在地震办会商会上坚定地说:“四川强震危在旦夕,我们再不能犹豫了,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地震办,坚持我们自己作出的震情预报。”刘兴怀当即激动地讲:“杨书记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
父亲随即紧张缜密地部署检查防震抗震救灾准备进展。
在省防震抗震指挥部成员会会上,父亲结合在京亲身感受唐山大地震,一再强调:(一)各成员单位务必不能掉以轻心,要立足有强震有大震。要吸取唐山大地震震前无预报的惨痛教训,把各项防震工作做扎实;(二)加大防震抗震的宣传力度,避免波及区恐震带来的不必要损伤;(三)力排干扰,认清地震的严峻形势,注意驾驭复杂局面;(四)作好准备,严阵以待,一旦地震发生,确保救灾抢险工作能迅速顺利推进。
根据省防震抗震指挥部部署,有关方面紧急准备:省商业局组织所属公司准备了各种应急物资(灯泡、铁锹、肥皂、电池、蜡烛、药品、棉毯、食糖、汽油等);省卫生局组织准备了数十个医疗小分队和医疗器材、药品;省交通局组织了六百多辆客、货车备用,并对川陕、成阿、川藏等线路五百多公里道路桥涵进行分析检查,拟定紧急抢救方案,安排震后抢修;省邮电局在汶川储备了应急通信器材,检查了危险地段线路;阿坝州派人员监视叠溪海子,并在水沟子村储备数吨炸药,以备万一堵江时能火速疏导;平武县全县采取了十三条措施,紧急动员群众搬出危险建筑,并储备了每人每天半斤饼干;松潘县小河区储备挂面四千多斤,担架四十副;江油县组织了防震演习;有关部队已作好抢险救灾准备……
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责任由我承担”
唐山大地震之后,四川省地震办压力倍增。地县领导、单位领导频频光顾地震办,各方各界严密聚焦地震办,年轻的地震办被推上风口浪尖。
造反派趁机搅浑水,说:“人家北京那么多专家那么强的研究力量都报不准唐山地震,你们四川这几爷子就能算准预报?!”还歇斯底里地叫嚣,扬言“报不准,要扒你们三层皮”!
扛着顶天重压,面对世界级科研难题,地震办人人紧张疲惫,个个眉头都拧个疙瘩,没人笑得出来。父亲不停地给大家减压,还故作轻松地笑着说:“你们不要担心嘛,敞开思路实事求是分析预报。报准了,成绩是大家的;如果预报有误,别怕,责任由我承担。”听到此话,地震办人人喉头发哽,眼窝发热。“责任由我承担”,六个字眼稀松平常,但在此时此刻,六个字字字千钧。
有天晚上开会商会,父亲说他兜里没钱,敲诈老刘买西瓜请客。他亲手把切好的西瓜一瓣一瓣分给大家,把镇定从容分送到在场的每个人心中。老刘和小罗他们手拿西瓜,打心眼里叹服,这个站在地狱门口的小个子书记心中有着怎样的定海神针!
6、7、8三个月,刘兴怀不敢有丝毫懈怠,忙得天昏地暗,三个月没进过家门,老婆女儿病了也无暇顾及。父亲知道了,一定要老刘去看望妻女。一天深夜从省委汇报回来,父亲叫司机把车开到市三医院,老刘匆匆去看了一眼住院的妻子,然后车又开到川医,老刘三步并作两步跑去看了看住院的女儿。父亲先后分别在两个医院门口候着,幽幽冥冥的路灯把他瘦瘦矮矮的身影拖得老长老长……
有一次父亲回到家,见在江油工作的儿子小牛待在家里。小牛说到处都在跑地震躲地震,江油工矿早没人影了。父亲脸一沉说:“回去上班,坚守岗位。没有政府正式通知,不准跑地震。”
父亲压力顶天,累得都要倒下了。一次,省地震办江在雄向父亲汇报,说成都铁路局革委会请示,成都市革委会要求派列车到灌县疏散人员,准不准?父亲沉着脸皱眉听着,一言不发,只有两个动作:摇头,摆手。
临震紧急通知
那几个月,全省地震部门专群结合,严谨求实,精心观察,潜心研究,做了浩繁的震前前兆收集工作,调查核实了上千种宏观异常现象,做了近百个水样、气样化验工作,拍摄了数百张异常照片,取得了巨量观察数据。
学术分歧导致争论不休:会不会“虚惊一场”?震中究竟在龙门山中南段还是在北段?震级会不会大于七级?经过反反复复争论分析,认为下述异常现象显示了临震信息:多处地电、水氡、地应力等6月底7月初出现短期趋势异常,8月初已开始发生同步性转折,据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地震往往发生在趋势异常转折趋于结束时;7月3日,四川、甘肃及云南部分台站记录的地磁日变曲线出现低点位移,根据以往低点位移出现后,相隔四十一天左右可能发震;据四川以往地震的对应关系,地震往往发生在热异常梯度带上;较多台站出现地磁日变形态畸变,按以往对应地震的经验考虑,历史上四川地区六级以上地震多在8月发生,8月中下旬前后是危险期;根据种种迹象推断,根据以往对应地震的经验,据磁偏角二倍法计算,据红绿灯法,预计出大致的发震时间。平武地震台根据小震活动在8月初忽然平静,以及本台水氡异常等,坚持认为发震地点可能在松潘、平武一带。
7月31日、8月5日至6日,四川省革委会地震办召集成都市防震抗震指挥部震情组和温江、绵阳、西昌、茂汶等地震办共同研究四川震情,综合地磁、地电、气象、水氡等资料,于8月2日、7日连续发出第五、第六期《地震简报》,指出于8月份,尤其是8月13日、17日、22日前后,在龙门山中南段、茂汶、北川一带或康定、泸定一带,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级以上甚至七级左右地震。要求有关地区进一步落实各项防震措施。
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齐备,简直匪夷所思!
8月的会商会火药味越来越浓,似乎只要有一星火花就会引爆地震。父亲在地震办安营扎寨,和大家一起“闹夜”。暴风雨将骤至,被逼上梁山的父亲摒弃一切杂念果断指挥。
8月上旬,省委及时充实了指挥部力量,省革委专门另成立了震后救灾办公室以落实抗震救灾,让父亲全力以赴负责震前预测预报。全省震前预报和震后抢险救灾进入倒计时临震戒备状态。
8月9日,成都市防震抗震指挥部在东方红大礼堂召开了成都地区防震抗震会议。省市各部委局及部分下属单位、各县区、城区各街道革委会、中央驻蓉单位、解放军驻蓉部队负责防震抗震工作的领导同志,浩浩五千人参加大会。会议旨在既安抚成都市民心,又敦促高度警惕,严阵以待。看似相悖的两者扭结成尖锐矛盾,凸显矛盾复杂的两面性。
指挥部安排科技人员宣讲,罗灼礼反复讲明预报的地质背景和依据,明确告诉大家,成都只是波及区,不必惊慌失措。罗灼礼的结论简单明了:“我们根据观测……成都不是震中地区。”
而副指挥长杨超则在会上大声疾呼:“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省委28号、30号文件精神,从大震、早震、近震、夜震和在人口稠密地区发震着眼,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的效果!”
他不厌其烦地宣讲:“要广泛、深入地宣传防震抗震的政策、指示和地震知识,把震情交给群众,宣传地震预测预报方法和防震抗震措施,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宣传,消除恐惧心理,不信谣,不传谣……”
他严厉指示:“要统一指挥,不要自行其是,各搞一套!”“未得到上级决定,各单位各部门不得随意乱发临震警报!”
他安排布置:“认真落实防震抗震措施”。“为了避免地震时发生混乱,在发震前,务必要选好震时群众就地转移的路线和场所,实行划片定点……”
这番讲话火药味浓烈刺鼻,如硝烟滚滚扑面而来。这是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地震临震预报的大会,是全社会防震抗震工作决战前紧急动员的大会,自此,全社会的临震战斗正式打响。
地震预报意见发出后,各种异常显著增加,地下水、地光、地气、动物习性异常数量和剧烈程度大大超过第一、第二个高潮期,特别是靠近松潘、平武的茂汶、北川、江油、安县、绵竹一带更为集中突出;8月10日康定姑咱水氡发生59.2Bq/L的突跳,异常幅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同一天川、滇一些地磁台站出现△Z分量日变畸态异常;专业台站各地群测点报来大量异常现象和临震预报意见,上述异常现象均显示出临震信息。而平武地震台根据省地震办的指示,根据其十九个群众业余观测点,根据大量宏微观异常现象,首次提出了大震地点可能发生在平武—松潘一带。
8月11日下午,前兆组组长张珍正在办公室进行紧张的综合分析预报,父亲和刘兴怀推门而入,径直坐下。父亲瞪大眼睛问:“有没有新情况?”张珍摇摇头,父亲劈头又问:“地震什么时候震?”张珍一时语塞,父亲干脆单刀直入:“今晚会不会震?”张珍知道杨书记心急如焚,他只得说:“我们前兆分析预报组已明确汇报过了,现在谁敢咬死?只能让事实来检验。”一连三逼问,父亲自己都觉得逼人太甚,他挤出一丝笑容,拍拍张珍肩头,和刘兴怀转身走出门。看着父亲急匆匆的背影,张珍倒吸一口凉气,泰山压顶啊,连副指挥长也稳不住了。
那些日子,地震办刘兴怀办公室成了四川省预报震情研究决策中心,每晚震情汇报与会商会铁定在此召开。十四平方米的办公室放着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床和一张行军床,还安了一张办公桌和几个硬板凳。每天晚上,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挤得满满当当,单人床、行军床、木板凳上都坐满了人。
8月11日晚,成华街地震办三楼刘兴怀办公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预报13日将震,而此刻已是8月11日22点!已向省委作了紧急报告,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地震办意见趋于一致:预报期内应该有大震。父亲用目光一一扫视刘兴怀、罗灼礼、韩渭宾、曾全、李兴海……
进入临震戒备状态的预报,发,还是不发?若不发,人命关天,唐山地震震前无预报教训惨痛;若发,万一误报,将是几千万川人大恐慌,数百万上千万人大动荡大混乱,失控的恐震情绪将像滔天洪水一泻千里!
谁来负责?谁敢负责?
这已不只是工作层面的决策,是灵魂拷问,更是人性抉择!
父亲再次扫视小屋里的十多个人,他熬红的双眼熠熠闪光,右手在空中一挥,果敢决断:“四川大震迫在眉睫。我和老刘马上到四号楼再次汇报。作为指挥部负责人,我同意并坚持省地震办7日提出的预报,请示省委立刻发临震紧急通知!”他拉着老刘,坐车直奔省委书记院四号楼。
过后韩渭宾感慨:“关键时刻的果断、高效是以平时作好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各种充分准备为基础的。”拍板决定“不须再问许多细节,无须听很多解释”。
到四号楼已近夜里二十三点,赵紫阳、谢正荣、赵苍璧、杜心源、崔大田等全在候着。指挥部天天向四号楼汇报,而这次非同寻常,由副指挥长和地震办副主任兼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面呈省委,请求省委同意电告全省“临震紧急通知”。
省委领导知道,防震抗震指挥部责任重大,不到关键时刻他们断不会请求紧急电告全省。没时间再“研究研究”,已派杨超在防震一线工作了两三个月,四川省委毅然承担巨大风险当机立断。指挥长谢正荣同意副指挥长杨超的请示,第一书记赵紫阳同意抗震指挥部的决定,立即发出临震电话紧急通告并制订应急方案措施。
8月11日子夜,在中国地震史上值得一书:临震前发出紧急电话通告要求进入临震紧急戒备状态,这在世界地震预测预报学里是个经典案例。
在父亲的生命历程中,那个子夜更值得大书特书。六十五年砥砺沉淀的智慧果敢在这个结点上霹雳炸开,化作长空惊雷久久震响。
震前第七个小时:“揪出杨超!”
1976年8月12日凌晨,四川省防震抗震指挥部和四川省地震办紧急电告绵阳、阿坝、温江、成都等地、市、州和各地震中心站、台,通知地震危险区各县,自12日凌晨进入临震戒备状态。要求立即做好人畜转移,要求邮电、交通、物资、卫生等部门作好应急准备,一旦地震发生,立即奔赴灾区进行抗震救灾。
三十多年过去了,小齐还记得地震前一天的夜晚,她随父亲乘地震办吉普车在街上巡查。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地震办这一辆吉普车在巡查。小齐和父亲很晚才回到家中,一进门就直接躺在正门的大厅沙发上。而家人用一张油布、两个木架临时搭了个棚子,妈妈和姐弟们就坐着、躺着、靠着待在棚子里。
8月16日凌晨四五点,妹妹小齐睁开惺忪睡眼,见父亲还没睡,他倚着门框站在客厅门口。那天的晨曦很怪,晕染着怪异的茜红,而父亲就站在不祥的茜红之中。小齐迷迷瞪瞪又睡去,蒙蒙眬眬中听到呻吟声,她从沙发上一跳而起,见父亲躺在客厅沙发上,脸色苍白盗汗不止,衣服湿透了。小齐摸到父亲脉跳散乱急促,马上打电话叫秘书李兴海,赶紧跑到棚子里去叫妈妈。
全家人焦灼地等待医生,偶一抬眼看天,茜红隐去,清晨的天黑沉沉昏暗暗,出奇静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雨腥,却没有一丝风动没有一星雨点。突地,似乎天公一声令下,倾盆大雨哗哗而下。一小时之后,暴雨骤停。
医生诊断父亲心脏患病,秘书、医生和家人都劝他向省委说明病情马上住院。大战在即,岂有将军临阵撤离?!父亲服下药,黑着脸厉声命令身边人不准透露病情。
8月16日下午三时,四川省委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二十余万人大会,传达贯彻中央8月13日电话指示,制止少数人哄抢国家物资,对破坏防震工作进行公开揭露。大会开在即将山崩地裂之时,开在防震指挥部紧张得一点就炸之际。
人民南路广场搭了个主席台,赵苍璧、谢正荣、杜心源、徐驰、杨超、邓兴国、崔大田、彭家治等都登上了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群情激奋。造反派多次准备下手,邓兴国等已准备好在二十万人大会上发表声明揪出杨超,批斗“杨超以地震压革命”。地震办一再声明,杨超正肩负地震预报重任,此时绝不能动。会前,彭家治(原“32111英雄钻井队”劳模,“文革”中作为群众组织代表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反复劝诫造反派头目邓兴国,四川确将爆发大震,此刻绝不能揪斗杨超。邓兴国等慑于强震慑于民众愤慨暂时收敛,没当场发难,恨声说道:“哼,震后见!”
父亲硬撑着站在广场主席台上,他身在会场,内心却倒海翻江。
大震在即,临震紧急通知已发出三天半,不知各地落实得怎样。预报13日将震,但13日至16日却出奇平静,社会上各种质疑谴责批判叫嚣山呼海啸排山倒海般倾砸指挥部,在副指挥长岩石般冷峻的威仪前,地震办沸腾的焦灼全都凝结成沉着应对。他们明白,这诡异寂静预示着高级别强震。这几天各种异常继续显著增加,这些都在诠释震魔正在聚集能量,意味着大震即将爆发!
看着台下二十余万黑压压的人群,父亲心情极其复杂,极其沉重。防震工作紧锣密鼓,各级防震办严阵以待,可双刃剑剑锋戳破了大众的恐震心理防线,大半个四川在动荡,恐震瘟疫如滔天洪水,危害甚至强于地震。
指挥部明确指示震区人畜必须坚决撤离,波及区必须安定稳定,但在各种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之中,既要告知震情又要安定人心,既要防震又不能动荡,绝然不可能。
指挥部认为,天灾既然无法制止,就要让老百姓尽早尽可能知晓实情,越捂谣言越多,群众越恐慌。指挥部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每期《地震简报》发到各级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部队、街道等,张贴在成都市闹市区,连中央给四川省有关地震的指示也都直接公布于闹市区。这种高度信息透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谣言,但言必称震也使恐震情绪如火如荼般蔓延。
四川省委竭尽全力,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从6月份开始对全体市民进行空前的地震知识大普及。城市各基层单位,农村公社一直到生产大队都开办了学习班;编印下发了几十万份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安排省内外地震专家在机关厂矿巡回作科普报告,四处宣讲;安排巡回放映地震科教片五百多场。父亲冒着政治风险,连印毛主席像的专用铜版纸也批了几十吨用作印制地震宣传挂图。指挥部组织了十多万各界群众参观“地震预防展览”;报纸连载,大喇叭在人民南路反复告诫市民,成都不是震中,只是波及区,几无大危害……
唐山大地震后,特别是8月12日临震预报发出之后,局势更加混乱,人心如溃堤之洪水,省上四处灭火疲于奔命,局势几近失控。
重庆有关部门要求在重庆市街面上搭地震棚,父亲和刘兴怀断然否决;映秀水电站、升钟水库、仁寿黑龙潭水库乃至甘肃武都水库紧急请示开闸放水,指挥部坚决驳回;指挥部坚决否决成都市革委令铁路局派专列到灌县疏散群众的电话请示,可灌县县城浩浩数万恐慌人流还是在一个雨夜绝望撤逃;成都地震棚上街,市民露宿街头,囤积食品,很多单位无法正常上班,停工停产停课,外逃避震……
局面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还会造成多大损失?社会还会动荡到什么地步?批判斥责之声不绝于耳。而自己是临阵预报的直接指挥者!是地震预报的直接责任人!
不堪承受之重压下父亲几近崩溃,但是,他得挺直了站着,台下二十余万人在盯着他,四川地震局上上下下在等着他,全川八千万人在望着他,连深藏地下伺机震怒的震魔都狞笑斜睨着他。
会上,台上的人振臂高呼了些什么,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山呼海啸着什么,处在风暴中心的父亲全然不觉。他早知今天二十万人大会议题之一是“揪出杨超”,但此刻他满脑子全是震情。
快散会时,谢正荣秘书悄悄对李兴海说:“快走,他们好像要干什么。”谢正荣和父亲在保护之下匆匆撤离。

不辱使命
8月16日晚,成都市永兴巷七号杨超办公室。
围墙外,巷子两边的标语歪歪斜斜:“杨超借地震转移狠批右倾翻案风破坏批邓!”“走资派以地震压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揪出杨超!”
围墙内,父亲办公室灯火通明。父亲正召集指挥部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此刻父亲反倒出奇镇静,他知道他聚焦在众目睽睽之中,他的丝毫焦灼和紧张都会被百倍放大谣传于市。他扼要布置检查防震工作,敦促落实紧急措施。
会议结束已快二十二点,父亲习惯地端着茶杯和众人走出办公室,刚走到院里,忽然有人叫道:“地震了!地震了!”
果然!远处轰轰隆隆,像是狂风乍起海涛咆哮,大地急速颤动,桉树哗哗晃动,吊在大院门口的路灯四面摇晃,屋框门窗吱嘎作响。正在办公室关窗子的李兴海大喊:“杨书记,发震了!发震了!”
众人如同钉子般被钉在地上,屏息感受脚下急速颤动的震波。七点二级地震瞬间在地层中传导,虽然震威波及成都,只有明显的摇晃感,但在地震预报者心中,震波撼天动地!为监视地震深藏地心的踪迹,为预报这持续数十秒的地底风暴,他们严阵以待,苦苦守候,果然,震动冲破十五公里深的岩层喷薄而出!
父亲条件反射似地抬腕看表,时针指到二十二点零六分。离预报的17日只差不到两个小时!那一刻他百感交集,既焦虑强震摧毁崩裂,更振奋震中百姓幸免于难,抢救人命于强震之前。
发震时,司机张权冲出家门就往外跑,妻子一跃而上死命抱住他。张权大喝一声:“发震了!杨书记要车!”他一掌推开妻子,驾车玩命般驶向永兴巷。
地震办一派紧张忙碌,楼上楼下六部电话铃声不断,人们小跑着接电话,记录传达。父亲、刘兴怀和科研人员紧急会商,分析判断震情趋势,并在两个小时内组织派出六个地震现场考察组和现场震情监视分析组连夜赶赴现场,迅速考察确定极震区范围,监测余震,调查震区震害。父亲指挥部署完毕立即赶赴省委,汇报震中、震级、下一步预报及已了解的灾情。
开完紧急汇报会,走出省委书记院,已是凌晨两三点,父亲又返回地震办继续参加震情研究直至天明。他夜以继日地和大家会商,分析研究,综合汇报,指挥协调。
8月18日下午,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乘直升机赶赴平武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同日,姚连蔚副委员长率中央慰问团赶赴松潘震区慰问并指挥抗震救灾。
16日大震之后,各种异常又继续出现。借助第一次预报的实践,各级地震部门、群测点、震区平武台、松潘台及地震现场震情监视分析组及时作出临震判断。特别是平武县地震台根据水氡继续出现趋势异常,大气电位仪、土地电出现突跳,余震活动从每天数百次突然出现六小时的相对平静,城关大鱼塘出现大面积翻花,草鱼跳水上岸等等异常,于21日晚紧急会商,并发出预报意见,县委紧急向上汇报。震中平武县地震台的震情预报引起省地震局的特别重视,借助第一次七点二级预报经验,及时预报了8月22日和23日将有六级以上地震。
8月16日,七点二级;8月22日,六点七级;8月23日,七点二级。八天之内,老天爷恣意抖擞,连发震怒。因震前均有预测预报,政府和指挥部应急对策措施及时到位,震中人畜基本转移,地震造成的伤亡损失降到最小。
震前震后激战十多天,父亲一直坚守地震办,曾四天四夜没合过眼。震后,父亲从地震办回家,下车后竟然走不动路,庭院台阶只有五级,他颤巍巍地抬起腿就是挪不上去。那五级台阶,父亲一手扶着石栏杆,一手被妈妈搀扶着一步一步挪上去。大地聚积已久的巨大能量瞬间释放,压在父亲头顶的泰山也瞬间崩塌,父亲陡然觉得头顶轻飘,脚下空虚,眼前一片空白……
在连连超强压力下,父亲的心房丧失正常规律凌乱急促跳动,动脉连连抵抗强烈震动坚韧搏动,静脉频频承受震群性震压顽强舒张,跳动了六十五年的心脏终于承受不住而发生不规则异位节律点激动,心肌纤维呈现出不协调乱颤,父亲不得不住进医院。
有人说,杨超指挥了这么大一场战役,落下个心房纤颤,也算是留下个纪念;有人说,天老爷咋个那么卫护杨超,硬是就震了,要是不震,看他啷个下台!还有人说,地震救了杨超,待到震后算账时,造反派大势已去矣。
此三说先先后后传到父亲耳中,父亲手捂胸口,笑得呵呵的,说道:“呵,缺牙巴咬到虱子啰。”
地震预测预报难度极大,是世界上尚未解决的尖端难题。松平(指松潘、平武)地震预测预报虽然在总体上是成功的,降低了震中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取得了防震减灾的重大实效,但预报地域范围较大,在成都等外围地区社会秩序曾一度失控,尤其是付出了一定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这一切,为我国乃至世界地震科学预测预报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难得的教训。
1986年8月16日,平武县松平地震纪念碑落成。碑文中有如下记载: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时六分、二十三日十一时三十分,我松潘、平武二县区间,接连发生两次七点二级强烈地震。极震区烈度九度,震波撼及我国三分之一国土。
是时,震中地区山崩地裂。继之暴雨,泥石洪流,交相肆虐。房坍塌,桥断折,林毁田没,交通阻绝。八百多人伤,四十一人亡,牲畜毙以千计。
天灾人祸,自古在劫。但党和政府救民于水火,地震科学工作者处艰难环境中,成功地作出了震前预报,使震灾损伤降为最低限度,众多人民得以幸免……
在松潘、平武地震三十年后,四川省地震局总结指出:
松潘-平武、盐源-宁蒗地震的预测预报成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的地震预报水平……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大大减轻了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收到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亲临地震监测预报工作第一线,日日夜夜和地震科技人员一起,听取震情汇报,研究、制订预测预防和应急方案措施……
松平地震预测预报过程清楚说明了“科学的预测与正确的行政决策相结合是松潘、平武地震预报成功的根本保证”。
松平地震的预测预报是我国地震史上较为成功预报中期、短期及临震预报的典型案例之一,先后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四川省科学大会奖,1979年四川省科技成果一等奖,1984年国家地震局科技成果一等奖,是中国地震预测预报史上特殊的一笔。
从松平地震至今,三十五年来国内外大地震频发,给人类生命财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惨重损失。地震预测预报这一世界性难题至今仍困扰威胁着人们。在1976年松平地震预测预报中,父亲和他的团队竭尽全力,艰难地难得地“力所能及地”在地震前“打了个招呼”。
我想,父亲此生哪怕只做了这一件事,也足以告慰平生。
第三章
耳朵认字
大足唐雨风波
1979年3月6日,春光明媚。父亲准备到重庆出差,还没走出院门电话声响。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说:江津地区报告省委,说大足县发现一个学生耳朵能识字。赵紫阳听了汇报后指示:请省科委认定一下,如确有研究价值,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请杨超书记出差时顺便考察查证一下。
父母亲、秘书、司机等一行人登车而行,当晚住在位于永川的江津地委小招待所。
一行人抵达时,江津地委书记白兰芳等领导、县委领导、地委宣传部的干部、《四川日报》记者张乃明、县科委干部何大华,还有那个能用耳朵听字的小学生唐雨、他二哥唐可飞等已在地委招待所等候多时。
记者张乃明见省委领导来了,暗暗松了口气。半月前,四川日报社社长李半黎交给他一封信,说:“有这么一件事,你看看。”张乃明当时负责处理江津、重庆方面新闻。他一看,信是大足宣传部写给川报总编室的,说大足有个小学生耳朵能听字。李半黎说:“此事不可思议,要搞扎实。”
于是张乃明来到大足。
这群人中,县科委干部何大华心情尤为激动。听公社干部汇报后,从2月20日起,他和县文教局干部隆祥海进行了多次考察。原在公安局工作的何大华办事精明,他们首先查访了唐雨家祖宗三代及亲朋好友,看其中有无耍魔术的。排除之后,他们在不可能作弊的条件下考察了当时的小学生所不知的词:“法拉第”、“仿生学”、“集成电路”等,唐雨都用耳朵从捏得紧紧的纸团中“听”了出来。
测试结果激发了何大华极大的好奇,他郑重向江津地区科委报告了这一重要发现。江津科委的同志也来考察,然后报地委书记。地委第一书记白兰芳、书记聂荣贵都亲自考核证实了唐雨耳朵确能听字。
父亲一行落座后,地县领导介绍了从县科委上报后半个月来的测试情况。初闻此事,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见县委同志谈得认真,大家将信将疑,决定当场测试。县委领导另找了一间屋,这行人都进到屋中,把小学生唐雨叫了进去,为避免作弊,撇下唐雨的二哥在走廊里等候。
张乃明向父亲汇报了他刚才对唐雨的测试,兴奋地说:我写的字小唐雨用耳朵全都听出来了。见多不怪的记者也大呼奇怪。
父亲听罢,颇感兴趣地问那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唐雨。”小孩怯生生地回答。
“多大了?”
“十二岁。”
秘书刘光炳将信将疑,到隔壁房间写了一张纸条,将纸条折了又折,搓成纸团,再回到会议室交给唐雨。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一屋子陌生人眼睁睁地看着唐雨,唐雨无端紧张起来。他先拿一个纸团,放在耳朵边听,等了好几分钟也没认出来,他又换了一个纸团,还是没认出来。唐雨更紧张了,大家都觉得扫兴。
本来嘛,耳朵能听字,无稽之谈。父亲和地县委领导谈起工作来,没理会这事了。妈妈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就走到隔壁房间,摸出圆珠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A/B/C”,把纸条折得厚厚的。她回到大屋,将拇指大的纸团亲手交给唐雨,笑眯眯地看着唐雨。唐雨接过纸团,放在耳朵旁,不一会儿,高兴地说:“认出来了。”但又犹犹豫豫地说:“好像不是字,我……我画给你们看。”何大华笑着鼓励唐雨:“没得事,你感觉到啥子就描出啥子。”唐雨依着他额前浮现的图像依样画葫芦,歪歪斜斜描出A/B/C,在场的人急忙打开纸团一看,果然是A/B/C。妈妈高兴极了,连连说:“认对了,认对了!”在场的人都兴奋得鼓起掌来。
张乃明又写了几个纸条,揉成团给唐雨认。这时唐雨完全放松了,小小少年争着玩耍的本性显露出来,他兴致勃勃,抢着认字,连连认出纸团上的字,大家都很兴奋。父亲和唐雨合坐在长条藤椅上,父亲微笑着侧头看唐雨。唐雨穿着一件他哥哥“下放”的大衣服,头戴一顶解放帽,随意地跷着二郎腿,左手撑着藤椅,右手捏着纸团放在耳朵上听,张乃明端着120照相机“咔嚓”一摁。
多少年之后张乃明才知道,1979年3月6日他用指头轻轻一摁,摁启了人体科学天幕的按钮。
测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兴奋异常,议论纷纷,虽然对此奇特现象无法解释,但眼见总为实嘛。后来给省委回电话汇报,大意是:事实确凿,但不稳定;机理不明,有待探讨。
素来对新生事物敏感的父亲尤其振奋,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他认为,人们的认知是不断随着客观实践逐步推进的,这种未知现象值得研究。 同时,他敏锐地发现小孩的情绪心理对能否认出字来影响极大,心情好时认得快,紧张时认不出。
父亲一行离开永川到重庆,忙于听重庆科研机构的工作汇报,忙于研究解决问题。过了几天,张乃明赶到潘家坪招待所找到父亲,将他采写的新闻稿件送父亲审阅,并请示稿件可否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父亲看后同意。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并配发照片。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媒体大哗,纷纷转载,有支持的,有批判反对的,一时间沸沸扬扬。
1979年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文中尖锐批评:“不懂装懂,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闹了大笑话”;某著名教育家也于5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不点名地批评了“省委负责同志”,表达自己和周建人对“耳朵听字”的强烈反对,措辞辛辣地批评“简直是丢中国的脸”,“一定会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
之后,全国多家报刊撰文质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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