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七日，我到大洋国第四天。这天一早小清要带我去坐伦敦地铁。对此我很向往。我写《地铁》一书时，就已知道世界第一条地铁于一八六三年建于伦敦。但如今时代已变。我东亚国地铁比大洋国地铁先进多了。比如说，我看到伦敦地铁中连安检都没有，不像我们，安检机前围了一大堆特种兵打扮的少男少女。据说大洋国失业率高企，为什么不让闲杂人员来从事安保工作呢？

伦敦地铁线路用各种颜色的线条勾画出来，只是到了周末，总有检修，不是这条线不开放，就是那条线不开放。据说刘慈欣在伦敦地铁里就被这种迷宫布局搞糊涂了，没能找到去机场的线路，不得不爬出地铁花了一百英磅打的才到达机场。东亚国一流科幻作家也不适应大洋国的生存环境啊。地铁通常修得都很深邃，大概是用来抗击我东亚国核子攻击的吧。地铁车厢里写着“老人孕妇残疾人优先座”，而不是说“请让给有需要的人”。

 


车厢太窄，翘二郎腿都有难度。经过一次转车，到了海格特站，这便是我今天想好了要去的地方，也是我来大洋国，要去的最重要地方。小清给了我一张交通卡，我充值时，洋人服务员竟冲我说广东话。他告诉我，马克思墓地就在前方。是的，我要去见马克思了。

我和还要忙考试的小清告别，独自去找马克思墓。先向一带小孩的老头问路，他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我说是马克思啊，他就笑了。走了一阵又问一个年轻些的男人，他说不知道。又问一人，他告诉了我墓地方向，但他不知道谁是马克思。又走一阵，又问一女人，这回她倒很热情地讲得很详细。并且说，那是马克思的墓啊。这地方叫海格特山，像个小镇，有艺术品店、工艺品店、咖啡馆、别墅、教堂什么的，很安静。但这些都是假象。这后面，老大哥在看着你。

走了二十多分钟，我爬过山，开始下坡。又问一个带两小孩的男人，他说，那是马克思墓啊，穿过对面的水低公园（Waterlow Park），出门左拐就到了。公园里都是大人带孩子玩儿的。阳光十分好，空气清新，像世外桃源。马克思就葬在这种地方。他被自己的祖国和很多国家驱逐（看来异见分子在任何时代都是很惨的），但是大洋国收留了他。他就在伦敦住下来，以大洋国为模本研究资本主义的原罪，写出了《资本论》第一卷。国内以讹传讹，说马克思葬在海格特公园，其实没有这个公园。只有水低公园和海格特公墓。公墓十一点才开门。

马克思葬在东区。老太太售票员看了一眼我，问我是否来看马克思的？我回答是。她就收了我两磅门票钱（而看墙上写的是成人三磅），她还打着手势，告诉我怎么走。游客很少，千百个墓碑成堆成簇，密集林立，互相侵占和吞噬，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我心急如焚，想怎么才能找得出来马克思啊。由于阳光很好，走在这么多死人之间，也不害怕。我一边行进，一边睁大眼顾盼。十分钟后，在大路的一个拐弯处，远远见到一个熟悉的模样，一眼看出便是马克思狮子般的巨硕头像，耸立在约两米高石头墓碑上。我的眼睛一下几乎湿润了。马克思陷在高低起伏的墓群中。墓碑边围有矮的铁栏。碑下有两束花，还有三页打印了像是葡文的A4纸，写的大约是对马克思的缅怀，从留名和地址上，看出是巴西人。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迷你花篮，上面有个“奠”的汉字，也许是中国人送的吧。

马克思看上去很孤独。他神情严肃，愁眉不展。四周寂静得像历史停滞了一样。在树木的阴影下，整体黯淡。马克思刀劈斧凿般的宽脸上落了几个小树叶。他面对大群大群的墓，有的是学者，有的是记者，还有的上面写着“同志”、“社会主义者”等等。后来看介绍才知道，这里还葬有不少名人，比如，著名的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还有的人是死后愿随葬马克思，从世界各地来的。马克思的墓碑上写着“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还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这个墓，不仅仅葬着马克思，最上面一行写的是“马克思亲爱的夫人燕妮”。然后才是马克思本人，他出生于一八一八年，也就是《弗兰肯斯坦》诞生的同一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反叛的时代，人们纷纷制造怪物挑战既存秩序。拥挤地葬在这里的还有马克思的女儿和孙子们。

 
我没有带花圈什么的来，就鞠了三躬。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获得解放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跟我们科幻爱好者，具有一致性。普天下的科幻迷骨子里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向往的，不正是人类进入宇宙的自由王国吗。回国后，看到北京青年报报道科幻星云奖嘉年华，就用了“全世界科幻迷联合起来”的标题。
来看马克思的人不多，都是外国人，在他墓前注目，有的拍照，有的玩耍，很快离开了。马克思始终一动不动，好像还在观察和思考，或者等待什么，并对现状和未来感到哀恸和不满。

 
现在，据说资本主义遭遇了又一次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中国一片光明，呈现了特色道路，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难道对此不应该感到高兴吗？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来看他。其他的中国人大概都去伦敦的牛津街购名牌包包了。
我怔怔地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景色明丽，鲜花盛开，墓群好像一下重新浴于阳光下。回穿水低公园，人们在谈恋爱，遛狗，带孩子玩，老人悠闲地坐在长椅上。这掩盖了金融危机正在肆虐的真实。据说英国虽有阶级，但已不是马克思笔下的阶级，也看不到血淋淋的赤裸剥削。所以我国很多高级党员干部就都把孩子送到这儿来留学了，最近出名的有一个薄公子。很多人说这里很自由和平等，连失业的，政府都包养起来，看病不要钱，连地铁司机的收入也很高。大洋国的人变得有礼貌了，热爱文学艺术。但我知道这一切全是虚伪的。生态环境当然很优美，但这是因为把污染转移到了东亚国等发展中国家了。有人说，如今的大洋国，比我东亚国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东亚国则更接近封建主义，我觉得，听到这话，马克思一定会在地下气得再死一回的。

 
离开海格特，我又去坐地铁。现在我对于伦敦地铁已经稔熟了。这回我到了贝克街二二一号，发现来拜访的人比马克思墓那儿多多了。五层小楼里，布置了福尔摩斯“用过”的所有道具，放大镜啊，文明棍啊，帽子啊，手枪啊什么的。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却显得比马克思更加真实也更加富有。这种事情只有在诡异的大洋国才有可能发生。

福尔摩斯与马克思一样，都是试图运用他们的卓绝洞察力，来发现或还原世界的某个真相，给人类一个答案。福尔摩斯有好朋友华生相伴，马克思有好朋友恩格斯相伴。福尔摩斯很快找到了真相，但是马克思的，现在还在寻找之中。想到这个重任至少有一部分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就不禁颤抖了。我来到大洋国游历，最终不就是来推翻这个国家和它代表的制度的吗？这件事，我那笃信马克思主义的舅公和父母都做过，他们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也没有放弃。
但遗憾的是我在这儿错过了一个人。回国后才知道，就在福尔摩斯纪念馆对面，便是乔治·奥威尔故居。刘慈欣来时敏锐地发现了它，还在它门前照了一张相。我顿时觉得，福尔摩斯、奥威尔和马克思这三人搁在一起，有一种崩溃感。这时伦敦的天也一下阴了。

这天下午，朋友丹在动从考文垂开车过来，请我吃饭。我们先继续马克思之旅，去看了大英图书馆。马克思当年就是在这儿写《资本论》的，而不是在传说中的大英博物馆，更不存在把石头地板踩出一个深坑这种只可能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我觉得中国人还很不了解马克思。他们对老大哥也许更熟悉。

随后又去参观欧洲之星高铁车站，又到酒吧喝啤酒。这才明白，中国的啤酒可能真的都大量兑水了。喝完酒，又到一家名叫红满天的川菜馆吃饭，水煮鱼、麻婆豆腐、扁豆什么的，做得比国内还好吃。老板是香港人。据说来这里吃饭的，大都是附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许多是官二代富二代，有的还开法拉利车来呢。我想，马克思知道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