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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退居乡里或乡野,深居不肯出仕。或指出世,不关注世俗之事的生活。在现代社会,这对很多心向往之的人,应该是一件难事。因为要避居一地,至少有两种困难:一是这样的地方太少,人类数量达到七十亿,分布在地球每个角落,连珠峰都人满为患,登个顶都要排大队,极少有清静闲适之处供人隐居。二是现代物质生活发达,特别是上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发现之后,整个文明发生改观,衣食住行舒适度大大提升,躲在深山老林,生活上还是很艰苦的,大部分现代人难以适应。所以看报道,不少隐居者,常常是进山一阵后,就又出山了。对外解释是修行成功,但实际上怎样,只有自己知道。但就算如此,据说真正的隐居者还是有的。中国式隐居

隐居成为一个话题,可能跟前几年一位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文章有关,他描写了终南山的隐居现象,说那里有五千名隐居者,这些人“不知魏晋”,居住的茅棚内无沙发,无空调,更无佳肴美酒,他们吃野菜,喝泉水,观日落,听鸟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据比尔波特的说法,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真正的隐居者。那么怎么区分真正的隐居者和虚假的隐居者呢?重要的标准是看熬不熬得过一个冬天,因为山里冬天非常寒冷,没有暖气,搞不好冻出病来,甚至冻死。人是蜕去毛发的动物,必须用人工办法来保暖。但他们这样子搞,不住在城里暖暖和和的房子里,跟前工业化时期的人类一样,熬这寒冬,是真正的隐居。这需要身体茁壮,意志顽强。这样的人如今中国还有五千人。

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为什么要隐居呢?一种典型说法正是由于现代文明。大城市,活得很累,挤地铁上班,堵车,空气污染,贷款买房子,人际斗争,家庭生活不顺,外遇小三什么的,吃醋争风,矛盾重重,心烦意乱,于是想到逃离,逃至一个没有喧嚣的地方去,打造理想国,以为在那里就会快活。这像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叛,跟古代似有些不同,因为古代还没有现代化。比如许由,是尧舜时代贤人。帝尧曾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他严词拒绝。他逃到箕山隐居起来。帝尧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他如此淡泊名利,赢得了后世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鼻祖。巢父也是同时期的隐士。是阳城(今山西洪洞)大贤。山居不营世利,筑巢居于树上,时人号曰巢父。传说尧帝以天下让巢父,巢父不肯受。再有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最早,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父亲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认为逆父命,就逃走了,而叔齐也不肯就位,也逃走了。后来周武王克商,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野菜而食,最后饿死了。这都是隐居的早期发源,隐居的都是些大家和名士,后世还有陶渊明、陶弘景,以及李白等“竹溪六逸”,都是很大的思想家、文艺家。现在像这样的名人,一般不会去隐居的,都是在微博上高谈阔论,做大V,再到央视去做嘉宾。现在隐居的人大都是些屌丝。腐败分子赚了钱,也没有跑去终南山的,往往移民国外了,住进了豪华别墅。这是否是另一种隐居?我们还不好说。还有像“特异功能大师”王林那样的隐士,如果不是马云拜访,还会隐下去。这也不好说。

我认为,隐居者很多其实是现代文明的失败者。他们不能适应这个高科技、高物质的时代,而渴望逃到想象中的古代去,但那个古代早已不存在了。为了恢复对古代的记忆,他们就让隐居刻意地带有一种神秘性,比如说,约定暗号什么的,到别的隐居者家拜访,敲门时,信佛教的,就说“阿弥陀佛”,学道的,则说“无量寿福”。听到这个,里面的人才开门,革命年代的地下工作者似的,时刻警惕着,不让坏人闯进来。一有风吹草动,大门紧闭。不像古代,柴扉都开着,走到哪里都很放松和随意。但这是我的臆想,现代隐居者大概觉得自己是放松的,或者正是从这种警惕性中,获得了无上快乐,以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了。当然有的隐居者是想要得道,想要此生成佛,长生不老。这是对佛和道的一种理解,虽很矫情,但也可以包容。

也有的暂时性的隐居者,并不是文明的失败者,倒也是小小成功的,有点儿文化的,日子本过得舒畅的。如陕西的马守仁那样,正常时间还到单位上班,周末才跑到终南山的庵中,换上古代的衣服,喝点小酒,吃点小菜,弹点小曲,抄篇小文,画点小花。这是有闲情的,还得有点闲钱,“养一身净气”。不是过苦日子,而是两不误。比较好的是像成都人那样,有空就到农家乐打个小牌什么的,或者访访尼姑庵。这也是隐居的气质。我觉得成都人从广义上讲都是隐居者。成都因此也颇吸引全国人民,有人累了,就说“去成都隐居一个月吧”。因为成都除了打个小牌,同时还有花天酒地,有桑拿歌厅,还有火锅吃。这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城市里隐居,既要享受舒服,又要体味闲寂。御宅族里面,应该有不少是这样的吧。饿了就叫外卖。他们会玩电脑游戏,进入一个更宏大的、更激烈壮观的世界。是的,玩电脑游戏,跟古代那些隐居的文人玩诗不是一回事吗。如果那时有电脑,李白他们就会对着月亮在山林中比赛攻略。隐居成为了一种“玩法”。有人玩政治,有人玩隐居,这有什么差别呢?

我觉得,隐居者中的一些人,有志气的话,应该成为思想家。这样的人,外国有一些,比如卢梭和梭罗,通过隐居,留下了文明的宝贵遗产。说远一些,佛陀也是,他逃出了人世繁华,是要经历思想上的痛苦的,这本质上又不是逃避,而是承载起整个人类的复杂和沉重,以这样的态度去隐居修行,而不是体味野外生活的小情趣。后来佛陀的生活当然是较好的,他不再劳碌形骸地苦修,而是喝了羊奶,吃饱肚子,这样才开悟。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后来到袛树给孤独园,黄金铺就的道场,有王子供养,在这儿传道。这是终南山的冻得瑟瑟发抖的隐居者不能想象的吧。还有些大隐者,如爱因斯坦,他也发现了自己的新世界,大部分时间隐居在那个世界中,全球只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走进他的世界,与他有交流。纳什之流的也是吧。真正的隐居者,要有自己的独立世界,而不是去依靠一个外在的世界。大隐不是隐于野,也不是隐于世,而是隐于己。离开了终南山的茅屋,离开了那点清泉和野花,就不能隐居了吗?这仍然是有持和边见。

(载于《中国国家地理》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最美休闲地”特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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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

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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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科幻作家,新华社记者。大学时代开始科幻创作,1988年、1990年获中国科幻银河奖,1991年获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1995年获中国科幻文艺奖。代表作有中短篇集《宇宙墓碑》、长篇《2066之西行漫记》《让我们一起寻找外星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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