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鲁甸地震后，国内大批记者拥到灾区。外国记者也有去的，人不多，但关注点比较集中。比如不少外媒关注一个话题：六点五级地震，为何死伤如此惨重？其实这也是不少中国人想问的。一般回答是震级高、震源浅、人口密、房屋差。有人说，房屋差才是主要的原因。从日本回来的同事称，同样震级，在日本不会这样。

一九七四年同样在昭通，发生了七点一级地震，死亡一千四百多人。这回六点五级，死亡四百人。实际上，时间过了四十年，农村的许多情况仍没有大的改变，包括居住条件。记者从鲁甸发回的报道，说那里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三百元（中国城镇居民去年人均年收入是两万七千元）。十几二十万元的抗震房对他们来讲是天文数字，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好住在土坯房里。有个农民欠款七八万元盖了新砖瓦房，但因为没有抗震措施，这回还是塌了。这不是科幻，却让我想起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和《中国太阳》。在那里，都是农民拯救宇宙。但前提是，农民先要在地震中活下去。

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我去过多次，其贫困状况仍然让人触目惊心。央视法制频道不久前播过一个农村人犯罪的片子，给我的感觉那是因为实在太穷了。所谓的家，只是一堆竹竿子搭起来的棚屋，四面漏风。

而恰是这些西部地区，官员贪腐比较严重。如云南，二零零三年，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一千八百余万元被执行死刑。十八大后，又有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云南省委常委张田欣等贪官落马。近年，西部省会城市盖起了不少华丽楼堂馆所，这却是很科幻的场景。

贪官与震亡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需要更权威的部门来判定。但我觉得，在家里搁一亿多人民币现金、在各地拥有几十上百套住房的那些官员，是不太可能花太多心思在老百姓住什么房子这样的问题上的。他们大概只会关心自己家族在宇宙中的繁殖。

云南昭通地震，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团队面对死难人数最多的天灾。上一次是四川芦山地震，死亡一百九十余人。当时令赶赴现场记者吃惊的，也是农村的贫困。几十年前盖的砖土结构房子一震就倒。

以下引用的是新华社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日报道中的描述：

两层瓦房只剩几根梁柱支撑，摇摇欲坠。不顾救援人员的劝阻，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九十二岁的骆玉英佝偻着颤颤巍巍的身子，几次冲进冲出，从落满石块和瓦砾的家里拽出并不厚实的棉被，抱出灰尘覆盖的几只耳锅。

它们是安置点帐篷里急需的生活用品，更是老人家中本不厚实的家当。震后第二天，骆玉英背着家人又抢出两个旧枕头。

“舍不得啊，都是值钱的。”老人说。她六十二岁的儿子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京打工，六十二岁的儿媳带着孙媳，在十亩田地里刨食。

二十日地震当天，古城村的八十岁老人张玉昆不顾邻居劝阻，硬是躺在从废墟里抽出的几块木板上，守着老屋院子里的一头牛、两头猪、几只鸡过了一夜。

“它们没了，家里就什么都没了。”左腿残疾、一只眼睛失明的张玉昆现在每天都要从灾民安置点摸回半山腰的老屋，看上一眼才放心。

在芦山地震灾区，不少人都在像骆玉英和张玉昆那样，为了抢救家里的财物冒险，不理会救援人员的提醒和警告。挤满灾民的帐篷里还堆放着他们抢出来的木柜子、泡菜坛子、猪油罐子。

在芦山县太平镇，四川消防雅安支队先锋路中队的搜救队员拦住非要往自家坍塌猪圈里钻的一对七十岁夫妇，并花了一个多小时替他们搜救出两头一百多斤重的大白猪。

“老俩口高兴坏了，不停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副中队长刘宣材告诉新华社记者。

记者看到，县城附近都是柏油马路，但越是行到远一些的山区，道路就越简陋，一场大雨就变得泥泞，加上滑坡，很难通行。

一些村民的房屋仍是老旧的砖木结构，有的建于上世纪六十七年代。老房子倒塌最为严重。地震专家说，如果人们有钱翻修和加固房屋，或许就可以减少损害。

在同一个村子里，贫富差距往往也很悬殊。一位年轻记者说：“看到有的农村老人穿的衣服，跟十几年前我看到我爷爷穿的一样，破旧的军大衣和帽子。有的村民家中的电器只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

地震是一面镜子。同样生活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些人生活的艰辛在另一些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新浪网民“观古轩”坦言，如果不是发生了地震，自己不会知道这里的真实情况。

……

我当时让记者去做上述采访报道，完全是出于科幻作家的使命感。但即便是科幻作家，其时也没有想到，仅在二百公里外的繁华省会成都，李春城、李崇禧、郭永祥等省部级贪官正在进出豪华会所，大肆敛财。

十八大后查处的四十余名省部级干部，覆盖了许多省区。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也已超出了科幻的想象尺度。这是老百姓最直接的苦难，甚于地震。

有时我想，是不是官员们还缺乏对老百姓的怜悯心？这比明朝的封建皇帝朱元璋还不如。这种想法实在是科幻作家的天真。

但怜悯，这毕竟便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许多党员干部并不看文学作品。不少人只看《为首长服务的艺术》这种教材。而地震不会让文学流行，更不要说科幻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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