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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类在宇宙中算是先进文明那就大错特错了。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一个文明分类指数,基于文明可用的能量,及其空间活动,把文明分为三型:Ⅰ型文明掌握其星球的资源,Ⅱ型掌握其太阳系的资源,Ⅲ型掌握其星系的资源。人类目前的指数是0.73,人类必须增加数千倍的能量才能进入I型文明。
 
地球上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能量问题。能量不足,分布不均,巧取豪夺。人类便通过运用包括科学在内的理性力量来加以调控,有时看上去也能在局部做到美好。但一位朋友对我说,强调规则和理性的社会,一旦出问题,便是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而依靠道德纪律约束的社会更是如此。
 
早几年,西方有个“汉尼拔”式的工程师登广告说想吃人,结果还有人应征,贡献他的私器。一位教德语的老师推荐的小说讲的是父亲和女儿发生恋情的故事。有中国留学生告诉她,不想读这本书,因为不喜欢,这位老师觉得震惊而屈辱,找这位学生谈了半天话。她也许从未遭受过如此质疑。这个小说是德国文学的经典。据说,某些德国人或德国企业是很不容易接受不同意见的。
 
七十年前的人类中有希特勒。据说此种狂人的出现概率很小,但有一个就不得了。当年只差一点儿希特勒就率先搞出了原子弹。就算在民主社会,亦有“伟人”、“强人”、“铁人”、“狂人”决定国家命程之说。而基督教国家之间不打仗的铁律,随着一战和二战而崩溃。
 
3月的德翼坠机让人庆幸的是:还好他开的不是“国家”号或“地球”号。中新社的一篇报道说,飞机驾驶员和副驾驶承受很大心理压力。专家曾调查1123名飞行员,神经衰弱的患病率为10.2%。焦虑症、抑郁症也是飞行员常见心理疾病。民航飞行员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一般成人。除了德翼,马航、亚航、复兴航空等亦都与飞行员误操作或故意误操作有关。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会选择“忘记”规则。
 

我们都在开飞机 几乎同时的还有另一个高空坠毁。3月,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从100米高的文峰塔上跳下身亡。又是抑郁症。这些年,以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增多。和平年间,多少人直面内心的恐惧,就像自己天天在坐飞机一样。

官员从塔上掉下的样子更像个飞机驾驶员。驾驶问题是社会的核心问题,些关键人物控制和决定着能量的流向和分配。国家、行业、单位、家庭,都有一个驾驶员的问题。如果这个人出了问题,怎么办。有问题的人,在一个重要职位,一呆就好多年,怎么办。有的表面看不出问题,但其行为已基本相当于自杀,把诸多人共同拖向深渊。但大多时候乘客要到撞山的最后几秒钟才会发出惊叫。

德翼表明西方的传统“制衡”存在漏洞。因此现在重申制度,驾驶舱内必须有两人。这也适用于更大领域和行业。但两个人同时出问题呢?尤其是,正驾驶仍然一意孤行呢?中新社的报道指出,中国的许多飞机副驾驶,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揣摸机长的意图,尽全力配合他的驾驶习惯,稍微不一致,就会挨骂,被穿小鞋,被延缓升迁,工作在恐惧中。一旦他晋升为机长,又会把长期的压抑转移向新的副驾驶,造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在特定的文化中,正驾驶是很难受到制约的。所谓制度,是正驾驶搞出来约束副驾驶和其他人的。

我们还要像坐高龄飞机一样搭乘在不堪重负的地球上。现代社会,变化加剧,运动增快,气流湍急,每个人都是驾驶员,摇摇晃晃开着自己的飞机,越来越让人捏一把汗。不仅因为人性在本质上靠不住,而更由于科技发展,大型的复杂机器,只能交付专业人士具体操作,但很多人并没有拿到合格合法的驾照。

处处都是恐惧。科幻中,恐怖分子掌握手提箱式微型核弹,科学家从实验室中释放出致命病毒,宇航员操纵陨石投向地球,都类同于自杀式坠机。另一种集体灾难是用强行向亿万人头脑中同时注射入某个宗教般的“思想”。

那么,干脆让机器当驾驶员怎么样?比如有人提出可用远程遥控技术夺回飞机控制权。有科幻情结的高科技公司则致力于发明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汽车。该信机器还是信人呢?是由机器执行制度还是人执行制度?科幻小说认为还是信机器吧,正如今天分分钟离不开计算机不也习惯了吗。阿西莫夫小说总体上是引导人类去信机器的圣经。有的西方科幻中,人类选出了机器人做市长、州长。这也是《超能陆战队》大白深受追捧的原因。理论上,机器更加公正和理性,呈完善性,而人是不完善的,关键时刻要犯横的。但机器开飞机就真的不会出问题了吗?我们其实不就是机器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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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

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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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科幻作家,新华社记者。大学时代开始科幻创作,1988年、1990年获中国科幻银河奖,1991年获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1995年获中国科幻文艺奖。代表作有中短篇集《宇宙墓碑》、长篇《2066之西行漫记》《让我们一起寻找外星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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