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泽宽，四川富顺人，生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今天是他的百年诞辰。

他一九三六一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加入中共。解放前，曾任中共川东临时工委书记、川南工委书记等职。是当时川东川南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江姐、许建业等烈士，还有“双枪老太婆”（许多游击队员的艺术化身）等，都是他的同事战友。

解放后，他曾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于二00三年六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北京市委组织部发布的“肖泽宽同志生平”说，“肖泽宽同志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成绩卓著，深受广大党员干部的尊敬与爱戴。”“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党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

他曾代表重庆市委，组织领导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岩》的撰写。这部小说对我影响很大，我小时候就看过许多遍。但我很久都不知道是肖泽宽组织领导撰写的。

二00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刊文《肖泽宽：〈红岩〉读者不知道的故事》，作者王维玲。文章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肖泽宽，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当时我陪同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时，朱语今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我们便决定向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红岩》。

当时，罗、杨有顾虑。肖泽宽作为市委组织部长，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任、李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但任白戈没有立时表态，担心万一写不好，怎么向团中央交待。肖泽宽对白戈说：朱语今和我是老战友了，万一写不好，只要我们尽力了，团中央也不会说什么的，而且朱保证，中青社也会帮助他们的。在肖说明这一切后，白戈才表态：“好，我支持。”为此，任、李、肖还在常委会上提出，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

肖泽宽首先要组织部把罗、杨从各自工作岗位上抽出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专心写作。他亲自和罗、杨谈话，表明市委对他们写作的支持和希望。

他发现罗、杨对狱中的革命烈士的思想和事迹比较熟悉，但对国民党敌特人员，特别是敌特上层人物了解不多，也感受不深。为此在他的提议下，经市委领导批准，准许罗、杨到公安部门查看有关的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这个重要决策，对罗、杨写好《红岩》来说太重要了。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他来到团市委罗、杨的住处，饱含着悲伤壮烈之情，热泪盈眶地向罗、杨介绍了他的亲密战友、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烈士生前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感人事迹和他被敌人押赴刑场，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许建业牺牲后在国统区重庆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原来罗、杨只了解许建业烈士狱中的一些斗争片断，而对许建业被捕前和牺牲时在公众面前的事迹是不了解的。后来罗、杨在肖泽宽提供的许建业烈士的第一手珍贵材料的基础上，又糅进了许晓轩烈士一些事迹，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的形象。”

针对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对罗、杨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确实是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历史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现在是在谱写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对于是写一个监狱，还是两个监狱？肖泽宽说，形式服从内容，如果你们能写好两个监狱的斗争，又能写出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肖泽宽还对罗、杨说：“几个座谈会开下来，听了不少意见，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的，自己负责，放开思想，大胆创作。不能遇到困难就灰心，就打退堂鼓。知难而进，才能进步。在文学上你们是生手，这没什么，不懂就学吗！搞文化工作得有知识，你们半路出家，更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补上课。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

《红岩》出版后，罗、杨说过这样的话：“当时肖泽宽说的这些话，既温暖了我们的心，又鼓起我们继续创作的信心，同时也使我们对小说创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进一步认识。”

出书前的关键时刻，肖泽宽决定两件事：一要他们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红岩》第一版的稿费六千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的四千元外，尚有二千元。罗、杨商量后，决定全部交党费。杨益言带着二千元稿费，去见肖泽宽，肖听了杨的汇报后说：“为写《红岩》，你们熬更守夜，辛苦了几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

王维玲文中称，当时肖泽宽四十一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地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党领导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

肖泽宽去世八年后，二0一一年，某杂志发表文章《小说是不是历史：《红岩》中历史事实硬伤知多少》，指出书中存在大量错误，与历史事实不符。比如，破坏重庆地下党的，不是“小角色”甫志高，而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等。中美合作所与大屠杀并无关系。重庆大火也不是国民党特务纵火。书中讲国民党撤离重庆时设定了一百多个爆炸目标，但实际上只有十八个。杨虎城也未曾关在白公馆，叶挺也未在渣滓洞写《囚歌》。

在这读者中引起了争论。有人说，小说就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也不是传记，为什么一些人总是吹毛求疵，把小说中的人物拿来与现实中真人“对号”？作者大概是读《三国演义》就等于读《三国志》的高手。

还有人说，就整个小说的历史背景而言，并没有被歪曲，只是有些愚蠢的所谓史学研究者喜欢把历史与文学做点对点的比较（不能说是研究），误导了不少善良的读者。

还有人说，建议某杂志组织考证《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历史事实硬伤。这些小说作为所谓的名著已经欺世盗几百年了，严重篡改历史、严重颠倒历史，极其严重地与历史事实不符，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硬伤。

也有人说，作者的动机很明确，《红岩》的确是小说，既然是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也可以与史实不符。但人家说的是有些人把《红岩》当史实来教育下一代（至少我读书的时候是这样被教育的），这难道不需要警醒吗？

还有人说，“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无产阶级政治”需要什么，“文艺”就得写什么，“无产阶级政治”让怎么写，“文艺”就得怎么写！所以，《红岩》中出现大量违背历史事实、违背生活真实的情节就不奇怪了，那是政治需要。

还有人说，《红岩》显然是文学作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写出来的。它曾经打动过我，但后来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悔。

对此又有人反驳：你承认《红岩》是文学作品，还打动过你，说明这部作品非常成功，你是这部经典小说的受益者。你现在说“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写出来的”，请问：全世界的文学作品不都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吗？为什么《红岩》的作者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你说“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悔”，你因为《红岩》而受益，不但不感谢这部作品，还站到了它的反面，你是最没良心的典型！因为这是一部具有非凡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作品，所以遭到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正常的，不足为奇。估计这部作品一问世，对它恨之入骨的不在少数，只是不敢跳出来罢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在小丑们都纷纷登台表演了。

……

肖泽宽生前，大概不会想到还会有这样的风波。他之前遭遇的风波，是在文革中挨整。当时红卫兵的批判大字报写道：“……无怪乎《红岩》出世后，得到旧中国宣传部拍手叫好。肖泽宽在一九六二年冬，还大肆鼓吹：‘中国宣传部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是白区党的斗争史，就到此为止了’……’这正说明肖泽宽、罗广斌等人与旧中国宣传部阎王殿是一丘之貉！”江青在一次会上说：“……华蓥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肖泽宽被打成“黑组织部长”。罗广斌自杀。

肖泽宽是一九八二年离休的。当年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向组织提出，不再进入市顾委工作，恳请离休。后来组织的评价说：这为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顺利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做出了表率，是北京市最早办理离休的领导干部之一，表现了一名优秀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

他离休后一直住在北京雅宝路一个小区的普通公寓里。我曾去看望这位舅公，他是一位和霭、沉稳、朴实的老人。

想想《红岩》，我觉得我不应该写那些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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