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了整整一个多月，这两天才渐渐好转，仍咳，胸痛，但有了些力气。感觉头脑也清楚了些。久违的愉快感突然回来了。一下觉得健康是多么重要。其实也不是健康，而是身体多么重要。

尼古拉斯·罗斯，这位福柯的阐释者说，“肉体精神化，伦理学肉身化”。随医疗技术发展，人的身体和心智能力都不是被当做给定的。生理不再是命运，不再根据正常和病态这一清楚的二元对立来组织判断了，疾病和健康之间的熟悉区分模糊了。

​“在大多数、可能是所有的情况中，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是在未来，危险的、受损害的、有缺陷的或者是遭受痛苦的个体一旦被发现、被评估，就可能会被分子层面的医疗介入治疗或改变。与其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认为身体是台机器，不如说人类已经变得甚至更具生物学意义了，同时身体的生命力变得越来越可以被规划了。”

​这却离我还很遥远。我在生病中感知到的，只是对现实的惘惑，以及无能为力。这也是写作《医院》和《驱魔》时的感觉。病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医生想象不到的。

​​​陈楸帆问候我病情。我说大家都要保重。他说，D姐的事情后，对人生产生了怀疑。

​的确如此。我们只有这样一份肉体和精神，用它来读书，获得博士，研究最精密的科学，热爱科幻和宇宙，痴迷潜水，结婚生子，最后就那么简单地报废掉。

​我对附着在自己血肉之躯上的这条生命感到奇怪。我就是用它来观察和体验世界的。但它靠得住吗？它不请自来，常常难以卸载，却又可以轻易卸载。但或许生命本身奇怪在先。因此有了医院，把对生命感兴趣的形形色色人物汇聚一堂，却不征求他们个人的意愿。接下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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