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10年7月在上海参加“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和飞氘是来自北京的科幻小说作者，写科幻是业余爱好。没奢望能来开这个会，因此诚惶诚恐。科幻小说是小众文学和边缘文学（是否是文学尚有争议，姑且称之）。大家谈青春情怀、中年危机，我们感觉不到，在中国，科幻被定义为儿童文学。中国作协由少年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来主管科幻。当然，它是真正的新文学。其他文学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中国自古都有了，但只有科幻，是二十世纪才出现在中国的。有人爱它，比如鲁迅，说导中国人群以前行，当自科学小说始。他率先翻译了凡尔纳的小说。有人怕它，认为是大毒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问：你们老写外星人占领地球，那么，我们的领导又在哪里呢？但这挡不住科幻生长。新世纪十年，热爱它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称自己为“科幻迷”。科幻迷的劲头，有些像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科学加文艺，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他们自己办网站，办沙龙，拍电影，画漫画，搞翻译，建组织，办读书会，办协会（比如全国的主要高校都有科幻协会，包括上海的复旦和同济，还有科学松鼠会、四十二工作组等）；他们还自己办杂志（比如《新幻界》）；还给喜爱的作者和作品评奖（比如七月中下旬颁发的“星空奖”）。科幻网站的人气很旺。一些科幻小说被译作外文。西方有人认为，世界的下一个科幻增长点在中国。
科学文艺为何会在新世纪产生吸引力？
一个是想象力。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国度，科幻解放了想象力。比如科幻最早想象了网络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包括改变了文学。最近在《新幻界》上看了上海作家潘海天的《春天的猪的故事》，他想象全中国人在汶川大地震后受到猪坚强的启发，拼命从地下挖猪，挖出了猪太强、猪更强、猪最强，开挖了一个又一个的猪矿，猪像洪水一样从地下冒出来。中国成了猪的国度。最后，数量多达一百亿头的猪认为中国人不值得拯救，集体飞向太空。这当然不仅是想象力。潘海天的故事很像奥威尔和卡夫卡。
二是传奇性。科幻继承和发展了文学的传奇性。科幻善讲故事，它有时骇人听闻而匪夷所思，有时出人意料而充满悬念。在国外，电影《阿凡达》就是科幻传奇性的代表。
三是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科幻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也不是简单的科普，在新世纪，科幻更多地关照了人们在科技时代感受到的荒谬和失落。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中，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中作祟，并与政治和和经济的巨大变化交织一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呈现出比科幻更加科幻的特点。我们感受到人性在世界、未来、科技、资本、权力的五重架构下异化，而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未完全成为现实。科幻作者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对荒谬生活的恐惧表现出来。科幻的最大主题是恐惧。我们试图禀承《一九八四》、《五号屠场》、《万有引力之虹》的文学先锋精神，并把它中国化。比如说楸帆的《鼠年》，他写的是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徬徨徘徊，最后只好响应号召，加入灭鼠大军。这种鼠，是生物科学大发展时代变异的或者像大学生一样异化的“新鼠”，战斗极其残酷，最后灭鼠队自相残杀，人性毁灭。王晋康的《蚁生》，则描述了“文革”中的中国人在科技的作用下，像蚂蚁一样生活的真实场景。还有刘慈欣，写普通中国老百姓在面对宇宙这样大尺度、这样充满机械感和压力感的巨物之下，怎么艰难生存，写科技把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变为人与狗的关系。还有探讨终极存在与渺小的个体的关系，像飞氘，他写了《一览众山小》，把孔子的求索与宇宙的真谛联系在一起，像康德那样提出了心与物的困惑问题。还有像赵海虹，写两性关系的扭曲，写人究竟是什么，写人与机器究竟有没有区别。科幻还是展示无穷可能性的，在来开会的路上，飞氘提出一个话题：时间机器是西方资本主义发明的科幻道具，如果我们掌握了，会拿它做什么？我十几年前写过一个这方面的科幻小说：我们掌握了时间机器，会首先考虑用它返回过去，去阻止“文革”的发生。但这遭到了另外的人的反对——因为如果没有“文革”，就没有现在的我们的存在。这是中国的最大悖论。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往往直接来自作者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所以打动了人。
当然，科幻并不过多地选择批判现实，而是选择了逃离现实。科幻构造出了平行世界和未来世界，它是最具技术性的、最具逃离感的文学形式，与现实有一种真实而天然的陌生化和疏离。不过，这逃离本身，就像行为艺术一样，却又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我们是逃不出去的，就像小姬那篇发表在《新幻界》上的《沙漏》。女主人公的老公是国家安全部的。她深陷在时间的无意义的缝隙中。她的出口在哪里呢？而最终中国伟大的宇宙探测器发现宇宙只是边界在仙女座星系的一个花瓶。我们都住在这个器皿的底部。更悲哀的是，这个瓶子大概又是女主人公想象或编程出来的。不管怎样，科幻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自我解嘲的艺术——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救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