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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是未来的新闻

(这篇文章刊登在2011年6月份的《上海科坛》上)

 

编者按:

创新是科技进步的灵魂,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当今时代,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创新离不开想象,因为想象力是科技发明的先导。科学幻想创作作为一种想象力的文学,在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的时代,不仅应该有所作为,更应该体现其促进创新的重要价值。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科学的春天里,上海就曾绽放出科学普及和科学幻想创作的绚烂之花,为中国和上海进军四个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今,往往伴随着创新探索而生的科学幻想创作,能不能、如何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城市的进程中再创辉煌?
5月14日,在主题为“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201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期间,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联合上海大学生科幻联盟,特别邀请新华通讯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我国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来沪进行主题讲演,并与上海的科幻作家、科幻爱好者以及大学生科幻迷们进行交流——


科幻是未来的新闻
——我的科幻创作理念与实践
韩 松
 
感谢上海科普作家协会和陈积芳副理事长的盛情之邀,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上海。也很感谢大家,花费宝贵时间到这里来听我讲。我怕讲不好,因为汶川地震三周年的报道工作刚结束,我是昨晚在来的火车上才准备今天讲的内容的。好在这是相互学习探讨的机会。
上海是一个适合科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最新一次的相关调查显示,上海人科技素养的指数为14%,而中国人平均是3%,上海很了不起。上海有中国最快的火车。坐上它,就好像坐上王家卫的那列火车,从1930年代的上海出发,驶向2046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拍出了迄今中国最好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国最大销量的科幻小说至今仍由上海作家叶永烈保持着纪录。我的《红色海洋》和《地铁》分别是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二零六六年之西行漫记》的主人公唐龙是上海人,他在美国历险之后,带着女朋友回到了上海。我去年参观了世博会——梁启超1920年就在他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预言了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世博会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具有极强烈的科幻感,十分震撼。但是,中国今后往哪里发展,科幻作家无法预测。

 

我的科幻实践
陈积芳副理事长给我的题目是《我的科幻创作理念与实践》。倒是给我出了难题,一下不知从哪儿说起。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来自那个唱红歌的城市——我是在重庆开始写科幻的,到明年就整30年了。我写第一篇科幻的1982年,正值联合国倡导太空征文。那时的中国跟现在很不一样,人们没有这么务实,热爱幻想,向往太空,连重庆人都充满了孩子般的科幻热情。那时中国科幻也有几大天王,好像今天的何慈康他们。在重庆,能读到这些人写的书,包括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和刘兴诗。那时的学校老师,不教我们唱红歌,而是教我们写科幻。但我的科幻写得比较古怪。我比较得意的一篇是写一个人站在一个陨石坑边,一动不动地往下看,坑底有一艘同样一动不动的飞船。还有一篇是写中国中学生把一个东西送上美国航天飞机,让它搭载,然后,这帮中学生整天就想着那航天飞机要掉下来(四年后,航天飞机真的掉了下来,那是1986年1月28日 ,美国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起飞时发生爆炸,七位宇航员全部遇难,成为迄今最大的航天灾难之一)。当时老师不满意,要求写一篇比较接近主流的作品,可我就是写不好,很别扭。好不容易写了一个中国人把熊猫送到月球上去的科幻故事,最后也没有能够获准送到全国去,结果发表在重庆市的一张少儿报纸上。就这样,我的科幻作品第一次印成了铅字,还得了一套作为奖品的图书,有威尔斯的《世界大战》,讲火星人进攻地球的。像现在的《三体》迷一样,我看这书也迷倒了。还有一本是讲特异功能的,一个美国女人能用心理能量调动蝙蝠,把坏人杀死,非常神奇。
第二年开始了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一夜之间,全国除了四川的《科幻世界》——那时叫《科学文艺》,其他的科幻杂志和作品都消失了。中国的变化像地震一样,往往瞬间就会来到,无法预测。今天的繁荣,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要珍惜。但那时对我的影响不大。1984年我上大学,继续写作。1985年向《科幻世界》投稿,第一篇就被采用了。然后不断投稿。1989年获得银河奖,到成都领奖。1991年又获银河奖,再到成都领奖。那一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成都举行。当时,《科幻世界》主编谭楷写信给我在读的武汉大学校长,说韩松是写科幻的好苗子,请求学校资助路费。结果校长齐民友大笔一挥,资助了我400元钱,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批这钱可能也冒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八九”之后召开的这个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应邀的外国科幻作家,上面都是要审查背景的。今天回想,这位化学家校长说不定是个科幻迷,他很注重人文素质,注重科学与艺术的接合。
到了成都,我感受到了科幻的魅力。世界的、中国的科幻大腕都来了。四川省政府还为年会派了警车开道。我们到卧龙自然保护区,遇到泥石流,出不来。政府紧急疏通道路。当时感到作为科幻作家很自豪。那一年我的《宇宙墓碑》在台湾获《幻象》杂志主办的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而后我一直写到现在。这就是我的实践。我感到在中国做一件事,可能随时被打断。除了自己坚持,还需要一定的幸运因素。那时写科幻的很多人,后来都不写了,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科幻的担当
怎么看中国的科幻?现在与那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首先,我看到的一条脉络,就是理想主义,或者说是反抗和质疑的精神。这是中国科幻的一贯精神。中国科幻一直在压力下和夹缝中的特殊环境下生存。一小群人,靠精神支撑,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做出来给你看。《科幻世界》杂志当时的社长杨潇、主编谭楷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科幻大家刘慈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科幻,他那时怎么会想到有今天?靠的还是理想主义。中国至今没有以科幻为职业谋生的作家,他们很艰难,但从不停下来。我看上海的奇幻《九州幻想》杂志,也有理想主义,宣扬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有着与主流价值观不太一样的追求。当然,与那时是政治压力不同,现在商业的压力更大一些。北师大教授吴岩在他的《科幻文学论纲》中,把科幻解释为边缘人群的抗争,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科幻作家和科幻爱好者认为科幻很了不起,担当着很大的责任,不是一个一般的类型文学。直到今天,王晋康、刘慈欣、何宏伟的科幻作品里面,不仅仅讲科技,仍然有很强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像《乡村教师》,像《替天行道》,像《伤心者》,他们在为国家的未来在着急;同时,也像康德那样,讲宇宙的精神,讲人生的意义,很大气。前几天我在北师大参加刘慈欣作品《三体》的研讨会,同学们问得最多的,是科幻小说中的道德问题,很沉重的话题,而不是娱乐性的,我很吃惊,因为他们都是九零后。所以,科幻除了通俗和好看,还具备深刻性与复杂性。用吴岩、严蓬的话说,是智力的体操,思想的实验,郑文光、叶永烈他们的作品里就有这钟东西。科幻是要回答终极命题的,往往是社会边缘的人才会去想这些问题。处于权力中心的一些人物不会去想。那些天天喝天价茅台,然后有小姐陪着唱歌的人,哪里会去想这些?科幻作家没这条件,如大刘(欣慈)生活在娘子关,那里连个电影院都没有,看《阿凡达》还要跑去阳泉。
第三,就是要写出中国式科幻的经典。二十年前大家就在谈论这个经典是什么?就是能够传播开来,有影响力,能够成为史诗,能留传下去。例如都江堰,那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工程,从秦朝开始一直留传到现在,成为经典。中国科幻就是要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与外国人写得不一样,是中国式的对宇宙的观察。比如吴岩讲到的,《三体》中为什么中国人能成为破壁者?刘慈欣是否考虑逻辑的心理状况与外国人不同?那又是怎样一种心理?面对危机时,不同民族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是否更狠的、更自私的,或者更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的,更能够生存下来?这也是在汶川地震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拿汶川地震与日本地震进行对比,感到很纠结。一方面,我们的救灾重建组织得那么及时而到位,外国人到水磨镇去看,甚至不相信它是真实重建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远不如日本,甚至连横穿马路、随地吐痰这样的问题都没能解决。那么,横穿马路、随地吐痰的民族,一旦面对外星人入侵时,是否生存机会更大一些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问题。威尔斯当初写火星人入侵地球,地球人用任何办法都阻挡不了,最后是一种病菌把他们干掉了。我怀疑就是中国人吐的痰把病菌传播开来的。当然,这不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我们的传统,包括整体式的思维,与西方主观分离的思维,在建设未来的宇宙时各自会有怎样的作用和结果?我们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宇宙与基督教的宇宙怎么相处?还有传统的道德体系等等。这些在科幻中都还没有很好地挖掘。
第四,正是因为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科幻小说。它把人放在一个极端的、与现实不同的环境下,给它设置一些限制条件,也就是科学的条件,进行反复的实验,看它能出什么结果,由此去检验某个乌托邦、某个关于未来的设想是否能实现。奇幻小说中也有这样的实验,但它的条件限制不那么严格,随意性可以大一些。所以,任何一个农业社会都可以产生奇幻小说,比如《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孙悟空可以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他不必担心能量和发动机的问题,不必担心音障的问题,不必担心高速机动时的高温把自己烧化的问题。但真正的科幻小说,只能产生在工业化社会,它有严格的实验条件。这对智力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转轨阶段的中国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适应这种挑战?能不能把西方科幻小说改变成为适合自己的东西?目前还有些水土不服,没有很好的中国化,不少地方禀承的仍是西方式的思维,是牛顿的东西。当然,这个有限制的实验是很危险的,玄幻不担心变成现实,但科幻却有这种可能,所以有的人不高兴,有的人很害怕。特别是科幻这种实验叫思想实验,能产生新的思想。我来到上海,路上看到新的虹桥火车站,很壮观,但它不是创新的思想。我想神舟飞船也不过是一个空壳,它是没有思想的。现在外国人说中国能生产电视机,但生产不了思想,担心中国成为一个机器人国家,输入指令就能生产,但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没有发展思想实验室。从这一点讲,科幻应该是有意义的。
第五,进一步来讲,科幻小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因为是实验,可能出现各种各样可能的结果,所以科幻带给读者的刺激,在于永远有悬念,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情节会出现什么,未来永远在不确定中。所以,对科幻这种文学,你不能把它限制得太死,让它只有一种模式,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允许五花八门的创新。这对中国当前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此,我把科幻的特征定义为一种自由的文学,并且带有冒险精神。它有些像摇滚乐或者先锋艺术那样的东西。只唱红歌绝对是不行的。只唱红歌代表了一种线性思维,非此即彼,是对马克思的僵化理解。中国为什么三十多年没有原始性的创新呢?就是因为缺乏让思想更加自由驰骋的土壤,或者说是缺乏科幻精神。
第六,科幻小说是一种对权力的平衡和限制。它提倡在宇宙定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冷酷的平衡》,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它是在更大、更深刻和本质的意义上来认识什么叫“以人为本”。同时,它追求彻底的真相。这与现实还是有关系的。比如有人问,在什么样的时候文革有可能再来一次?我想,一是权力主导一切;二是大家都很“听话”,只想往上爬,明知不对也要去做;三是少数的人,像张志新那样,说出真相就被“咔嚓”掉;四是大多数人不信科学,缺乏文化,头脑空白,没有独立判断和勇敢探索精神;五是法制民主遭到践踏。现实中,这几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它们都是与科幻的精神相悖的。1983年,科幻被当作伪科学反掉了,或认为它是西方的,其实核心还是觉得它削弱了权力,威胁了利益。这种要求平等的精神,也有中国传统的因素。五四以来,西方科学占据了主导,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科幻里面,思想很解放,用了很多无法被现代科学接受的东西,不被掌握了现代科学的权力人物见容。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在死灰复燃,往往表现为傲慢,特别是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又能办奥运,又能办世博会,又能汶川重建,觉得自己的一套了不起,看不起国外的,不按规矩来,不接受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这是权力欲望的另一种表现。党建九十周年之际,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提倡科幻。
 
科幻是未来的新闻
由于上述这些想法,我的科幻小说大部分取材于现实,希望反映中国的巨大变化。我说过像写日记一样把现实记录下来。比如我的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第一篇小说《第一句话》,是一个超短篇,写中国人登上月球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哦,这是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而是拿出飞船上带的商品,开始做广告。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把产品卖到整个地球,我想今后会是整个太阳系。比如我写《地铁》,是有感于北京地铁的拥挤,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真实写照。地铁带来了压抑和诡异,对于地铁中的一些现象,不少人用“闹鬼”来解释,这当然是迷信了。我则用科幻来解释。文革中,一些人留在了地铁下面,期待与美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战中,地铁是中国人用来征服世界的一种秘密的新式武器。因为美国人用波音飞机把天空占领了,我们就修铁路。但地下的中国人发生了变异,成为了鬼魅一样的人。人们想要逃出地道,到天堂去,但发现地面也已被拥有高科技的美国人占领了。我的《红色海洋》也是写的现实,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海洋一般的世界里,那是血,也是一种情绪,潮湿而压迫,一些人想要到海的上面去,到陆地去,但很难成功。要建设一个乌托邦,几千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努力。《我的祖国不做梦》,是写十三亿中国人都成为了梦游者。中间有这样一段话:“唤醒一个梦游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肌体已被强大的欲望完全控制住了。梦游者的整个身心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实现他的那个欲望。这一欲望是独立的,与他的日常生活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是,主人公小纪想,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正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吗?因为中国人要想超越美国,要想崛起,必须把夜晚做梦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天涯共此时》取材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了把中国人团结起来,晚会必须统一在除夕晚北京时间20点开始。那么因为时间都不一样,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边的中国人怎么办?今后居住在月球上、火星上以及用光速飞行的中国人怎么办?为此,中国人发明了时间政治力学来处理这个问题。未来的物理学,都要加入政治,所以唱红歌是一个非常科幻的事件。不这样,今后宇宙常数无法正常工作。
因此,在我的感受中,中国太科幻了。我做新闻工作,每天都要感受到科幻。一些可以写成稿件发出去,正确引导舆论,另一些则写成科幻小说,同样正确引导舆论,因为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科幻则是未来的新闻。

 

2011是非常科幻的一年
今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是特别科幻的一年。今年已经发生的很多大事情,都给科幻作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关键看我们能否用好。比如中东北非的动荡,好像让人看到了赫伯特在《沙丘》里描写的政治斗争。卡扎非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与北约和反政府武装周旋,具有时空穿梭感,也让我们看到科幻和现实一样都很复杂。日本3.11大地震,把我们带回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很难想象那部小说写于上世纪70年代。再比如拉登,他的死亡是科幻界的一大损失。拉登和奥巴马都是科幻迷,奥巴马对电影《星际旅行》很着迷,拉登据说是读了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才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基地的。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奥巴马和拉登能在世界上叱咤风云,能撬动地球,跟他们都富有想象力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有了想象力,可以对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了想象力,可以左右整个世界。但想象力一定要跟科技结合。所以,西方政府做决策,有时会找科幻作家作咨询。
今年国际上是如此,我们国内也一样有很多大事,也非常科幻。比如航母建造和歼20试飞。比如开始测绘所有的岛屿,要在上面立碑。那么钓鱼岛怎么立?中国航天员的形象出现在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因为我们马上要发射空间站,不久后还要发射火星探测器。我们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真是科幻成真。想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大炼钢铁以赶英超美,而今天我们盖了那么多高楼,房价飞涨,不由让人想到七格的《一百米身高的世界》。我们海陆空从利比亚大撤侨,好像上映美国科幻大片。最近,上海人帮英国海军的新航母“伊丽莎白”号制造出了2000吨级巨型龙门吊,没有这玩意儿,这艘航母就组装不起来。而100多年前用大炮打开中国国门、造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就是这英国海军!然而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签字笔制造国,我们的签字笔头90%以上依赖进口,中性墨水的80%依赖进口,我国自行研制的笔头、墨水,因为质量不过关,尽管价格分别只是进口笔头和进口墨水的1/10和1/3,却少有制笔企业问津。一支笔能有多少核心技术?可就这小小一支笔,我们就是如此依赖进口。我们的沙县小吃、成都小吃、大娘水饺全国开花,已经与麦当劳、肯德基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同时,三聚氰氨、染色馒头、地沟油、假酒、猪肉变牛肉……我们的食品化工技术“飞速发展”。我们正在用铁路把世界统治起来,《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已经在乒乓外交、熊猫外交、借款外交之后,再次启动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外交形式——高铁外交。据称中国高铁网近期将扩展到印度、沙特、巴西、新加坡等17个国家。但是,我们没有产生出微软、谷歌那样的高技术企业,我们三十多年没有一项能给世界带来重大变化的原始性创新,也没有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却制造出了世界上一流的反窃听偷拍器,并使之成为官场畅销礼品,用来对付行贿者和政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科幻不发达,科幻出版难,科幻圈子小,但事实说明,在现实社会中辛勤工作着的十三亿中国人民并不乏科幻想象力,且已自发地把中国科幻推到了世界水平。恰如童话大王郑渊洁所说,“在我的围脖对我说如下话的人,会被我拉黑:‘写你的童话去吧,少管民生’‘这不是你写童话’等等。我觉得我们这里生活中的童话举目皆是,甚至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在我们这儿,最应该说话的就是童话作家。”中国科幻作家要向童话作家学习,切不可妄自菲薄。在我们这儿,最应该说话的就是科幻作家。绝不能认为科幻是小儿科,科幻作家也是最应该说话的。
今年我们要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觉得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他把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幻想。为什么是科学幻想?因为它还没有实现,因为它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科学幻想。自从1818年玛丽.雪莱写出第一部现代科幻以来,生活中成为了现实的东西,大都来自于科学幻想,比如凡尔纳当年的那些描写,现在都成为了现实。由此推理,共产主义也应该会实现。我认为,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相信科幻的。因为共产主义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跟科幻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科幻就是要描写人类的乌托邦。它们都是有终极追求的,是有崇高理想的,绝不仅仅是油盐酱醋茶。《三体》的畅销,包括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都对它很感兴趣,说明中国有很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中国科幻一定会有大发展。
今年还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年。清朝末期是中国科幻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科幻小说。今天重新审视,很有意义。台湾学者林健群归纳,晚清科幻小说的时代有四个论题:科学救国的呼吁,民族意识觉醒,政治改革的寄托,女权思想的促发。这四样东西,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包括中国的妇女问题。中国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里面,还没有女性。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仍存在着广泛的女性歧视。在科幻方面也是,我们有很多女作者写得非常好,包括赵海虹、凌晨、郝景芳、迟卉、夏笳、钱莉芳、程婧波、陈茜等。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我们往往一提就是男作家。好像男作家才配去写科幻。西方科幻不一样,他们首先是玛丽.雪莱写,但中国首先是男人们站出来写科幻,把它当作雄性的文字。最常见的飞船、机器人、超级计算机,都是男性元素。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这些东西,因为象征着大国崛起,跟从前对阿房宫、长城和郑和舰队的崇拜是有传承关系的。女性写得好,也被漠视。《九州幻想》推出的母氏社会系列,是一个很伟大的创造,非常了不起,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应该要有整体观、阴阳观。
今年还有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建议科幻作家和爱好者一定去一下西藏。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好像到了火星。看到那儿的星空,看到珠峰乱石中几亿年前的化石,才知道宇宙之大,人类之小。关于西藏的科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喜玛拉雅横断龙》和《雪山魔笛》。王力雄还写过关于西藏的政治幻想小说。西藏的文化不是传统的中华内陆文化,有极强的异域性、疏离感。所以,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在中国,处处都是科幻,在这个长城、龙、和谐号列车和神舟飞船的国度从事科幻事业,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写科幻不要自卑,中国有的是科幻生长的沃土。

 

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科幻
今年1月份,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文化与语言学院副院长马克访问中国。他研究的是China’s futures,请注意,这个“中国的未来”是复数。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大概都是规划好了的。马克说,西方人感到中国很可怕。马克还说,要研究中国的未来,就必须研究中国的科幻。他刚刚到过上海,他说,看浦东,那完全是来自未来的城市,而浦西则是现在。我与马克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科幻,而且他还用英语说了出来:China is more than science fiction. 我问马克:“你认为,谁在塑造中国未来?”他想了一下说,“最简单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马克说,世界上有utopia(乌托邦),有dystopia(反乌托邦),那么现在,应该有sino-topia(中托邦)。是的,他说得很对,我们正生活在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中托邦”中。中国科幻小说不一定能风行天下,但“中托邦”的确正在影响世界。有人问马克,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西方人吗?他说,不,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一个中国。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巨大无朋的“中托邦”中。描写好这个乌托邦,是我们科幻写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主流文学不可能完全担当它。

     

上海拥有优良的科幻资源和人才
现在,北派科幻已成气候,以何慈康为代表。它以河南为中心,扩展到山西(《科幻大王》或者也叫《新科幻》)、四川(《科幻世界》,由黑龙江人氏姚海军担任主编)和北京(吴岩的北师大为中心)。特别是刘慈欣和王晋康,这两个河南人把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水平。
上海呢?我觉得我们多少忽视了上海是中国振兴科幻的另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注定了它拥有优良的科幻资源和人才,比如叶永烈,他写了《毛泽东重回人间》,据说还要写《斯大林重回人间》、《希特勒重回人间》,还有达世新、姜云生、潘海天、今何在、丁丁虫、阿豚、水泡……中国最牛的一群人。还有七格,他写的科幻,是中国最优秀的,《语法树》至今无人能比。还有一个叫负二的,写了一个《时间中的侦探》,绝对的杰作,打破了科幻、推理、惊险的界限。还有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写了《未来战士三部曲》。
已经去世的一位了不起的科幻作家——绿杨,是正宗上海人,后来在安徽一家医院工作,他的《鲁文基系列》太棒了,他的长篇《“双子星号“历险记》,描写一艘飞船,到宇宙空间探险,船员是多国籍的人,船长是一位中国人,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而这个男人的妻子,已在另一次探险中牺牲。这次远航,历经种种惊险,比如,看到群星忽然全部消失,引力波骤降为零,遭遇死行星,进入太空隧道,最后,达到了空间的尽头。这时飞船氧气泄漏,为了保存部分乘员,船长下令用抽签的办法令四名宇航员去死。结果有两男两女抽中,其中一人进行反抗,被船长用枪打死,另三人则服药自杀或直接跳入太空。非常惨烈而残酷。随后,时间也停止了,因为时空一体,到达宇宙尽头,则无时间了。但不久后时空又折叠过来,并发生倒流。这时,作者又描述了死人一个个从宇宙深处活转了过来,场面诡异而惊骇。在这部小说中,绿杨表达了一个与《三体》极其相似的观念:“太空是冷酷无情的。渺小的人类胆敢冲破禁锢跨进银河,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必将给予沉重的打击,使他受到最无情的惩罚!”
还有一位伟大的科幻作家倪匡,也是上海人。上海还有中国杰出的科学文化和科幻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江晓原先生,有支持科幻发展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老师、严锋老师。还有我们上海高校科幻苹果核的大批生力军。另外,不要忘记上海还有韩寒和郭敬明——两个科幻的凶猛力量。韩寒本人就写过一个关于绿霸的科幻,写绿霸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一直发展到二零二零年,软件可以直接植入新生儿的大脑。郭敬明就更是我们幻想界的人物了,对科幻非常热爱,他出品的《文艺风赏》和《文艺风象》上面,都刊登过科幻。。
当然,上海这个概念,还可以更大一些,扩展至江浙。比如顾均正,中国第一代伟大的科幻作家,是浙江嘉兴人。写了《布克的奇遇》的萧建亨,是江苏人。叶至善,是江苏人。钱莉芳,江苏人。赵海虹,浙江人。当然,作为领先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把科幻这一西方工业社会新兴的文学题材介绍给中国人并且提出“导中国人群以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的鲁迅,也是浙江人。当时,不少文人翻译西方黄色小说,用来赚钱,鲁迅却选择了翻译科幻,向青少年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改良国民性,这太不起了。所以海派科幻有着丰富的科学文化底韵,在世博会的辉煌之后,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如何发扬光大科幻这个传统,是很大的命题,上海肩负着光荣的使命。

 

“魔都”上海应是中国科幻腾飞的又一重要基地
我个人觉得,相对于北派科幻强烈的使命感,沉重的国家民族主题,上帝般的科学,还有古典式的叙事,那么,海派的科幻,往往取材新颖,角度奇异,不拘一格,个人色彩鲜明,轻盈活泼,有后现代感。科学不再是像神一样的先验存在,它有时被消解了,同时,这里的作家有世界眼光,有国际文化气息。它形成了与北派不太一样的东西。科幻的意义,应该在这里被再度发现。上海应该是中国科幻腾飞的又一个基地。因为它是魔都。这是摩登都市的意思。能被称作魔都的,在世界上只有伦敦、纽约、东京和上海。摩登就是现代的意思。科幻小说,正是有着超强的现代性。
上海最早是被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称作“魔都”的,他著有《魔都》(小西书店,一九二四年)一书。《魔都》记录这段时间在上海的种种体验。在他此后的“关于上海的书系”之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书中对魔都上海的阴暗面,以及自己在上海“放荡形骸”的详细情形,都作了如实的描写。国内也出过一本魔都上海的书,讲当年外国人在上海生活的情形,具有强烈的异域性。有一位上海朋友告诉我,她以前没有离开上海时,以为全中国都像上海这样,出去后,看到中国原来是那种样子,不禁大吃一惊。曾经还有外国人认为,如果中国发生变乱,上海是最可能独立出去的城市。异域性,疏离感,非主流,这也是科幻的本质特征。
近年,西方的艺术家们也越来越经常把上海作为科幻中的主角,北京则很难有这种待遇。像《变形金刚》在上海拍,《碟中碟二》也在上海拍。再如英国人拍的电影《代码四十六》,把未来的上海描写得像是沙漠中的一座孤岛。里面的东方明珠、高架桥、简陋的小巷,不过是今日上海的投影。主人公前去上海执行特殊任务,一开始便行进在没有植物的沙漠地带,而影片中的上海市容也时时隐现于沙尘。这个怪味的上海,正如同《星球大战》中建立在沙丘上的外星城池,而影片的主题竟是记忆删除。最后,男女主人公决定离开上海,到新的国度去寻找自由。而斯蒂芬森则在他著名的小说《钻石年代》中描绘了二十二世纪的上海,那时候,“汉部落”聚居区的上海是一个叫做新维多利亚社会的飞地。有一个叫哈克沃思的科学家受命为新维多利亚的统治者编写一本人工智能入门手册,用来教育上层社会的孩子,但这个叛逆者却决定把此书走私到上海,用来教育自己的女儿。上海有一个黑客,利用体内的纳米寄生物所携带的信息,复制了此书。人们通过交换体液来体验阅读它的兴奋。最后,人们决定离开上海,渡海去一个叫做新亚特兰蒂斯的地方寻找自由。
其实,不需要渡海,我想,上海本身就是解放我们创造力的最好地方。

 

给上海的三条建议
一是,上海要在战略上重视科幻。作为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最典型代表的科幻文化,应该是上海软实力的一部分,它能够增加上海作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吸引力,是把上海打造成国际大都市的不可缺元素。
二是,要加强统筹,搭建平台。把科幻与出版、影视、动漫、媒体、展览、网络社区、学术研讨、笔会交流、创意产业、决策咨询等等融合,形成规模效应。
三是,发挥上海的特色,海纳百川,体现国际都市的包容性和实验性,让科幻焕发出它的多元色彩。适当的时候在上海召开世界科幻大会或者未来预测大会,邀请全世界最有创新性、最有想象力的人们到这里来,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的进步,贡献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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