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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

面对一个比科幻还要科幻的现实世界,文学如何对它建构或解构?当代中国科幻要处理的命题,比起鲁迅梁启超(他们把西方科幻引入了中国)那时要复杂和尖锐得多,虽则它的内核并没有大的变化——现代化的应对。科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唯一没有过的文学类型。鲁迅曾说,“导中国人群以前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如今,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已能发射绕月火箭和载人飞船的中国,这句话还有无意义?进入新世纪来,新一代中国科幻作者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进行着探索。

技术超人的两难处境

当今人类最直接面对的就是科技焦虑,这是传统文学中较少触及的命题。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无处不在的奇观,从IPAD到卫星通讯,从3G技术到转基因食物,从黑客入侵到气候变化,这一切不仅改变着生活,也重塑了人性,并带来大量困惑。当代科幻文学对它的回应,超出了三十年前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叶虚构了一个技术全面发展的中国,但那些技术都是西方的,没有中国人自己建构的)。特别是出于对中国创新匮乏的焦虑,新生代的科幻作家试图虚构一个拥有强大原生态技术的中国。比如何夕,他在《六道众生》中创造了一个华夏异域:在普朗克恒量的间隙里构筑出六重人类世界,并把我们这个负重不堪国度里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去居住,一举解决人口、资源等问题。这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向外星、向海洋移民。中国成为了强大的技术超人,然而,焦虑并没有真正消解。在科学技术作用下,众生陷入新的六道轮回,无法袪除原罪。在何夕的另一篇《异域》中,他设想中国人通过加快时间的流速来制造更多的食物,结果却是产生了大量的人造妖怪。因此,科幻作家想说的或许是,技术创新如果不配合文化的变革,是没有出路的。加速赶超和飞快崛起中含有巨大的两难及不确定性。

同时,在科技革命下,权力也有可能更大地溢出。科幻作家很难乐观认为,技术变革和民主改良必然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社会。三峡大坝总设计师潘家铮院士就写过一篇科幻,称在一个高科技社会必然诞生“拍马屁机”。凌晨的《月球背面》则描述未来中国已在月球上建立了与美国抗衡的基地,但腐败也蔓延到了异星,月球基地的建设竟出现了豆腐渣工程。刘慈欣的《赡养人类》虚构了一个未来社会,那时人们的大脑中会被植入一台超级计算机,它是一个智力放大器,可将人的思维提升到一个极高层次。这时,知识、智力、深刻的思想,甚至完美的心理和性格、艺术审美能力等等,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完成超等教育的人的智力比普通人高出很大一个层次,这些超级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其余的人对这种文化完全不可理解。于是,一件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新的权力架构形成了,以此逻辑发展下去,整个地球权力只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而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和市场的控制也可能会是极端化的。我曾设想,为了增加产出和制造内需,可以让整个国家的人民梦游(《我的祖国不做梦》),也可以通过炸毁太阳系来制造GDP(《嗨,不过是电影》)。因此个体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呢?比如迟卉在《卡勒米安墓场》中,设想社会组织以及爱情关系若要稳固,只能通过基因契约的方式来达成。一代一代人只效忠于DNA中的人造宿命。若要想改变命运,不是改变心灵而只能改变肉身,但这意味你不再是人类一员。然而这极可能是我们今后将要生存的世界。这也是科幻对人性之变作出的预警。

全球化下的未来中国

而另一个更大的刺激是全球化。中国从中获益,但中国不再那么像是“中国”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何去何从尚存悬念。另外,全球化带来了时间、空间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快速瓦解和重组。文学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潘海天的《北京以外全部飞起》描写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反重力断层,各大洲大陆及各民族国家分崩离析,飞到空中,但由于一个统计员偶然下载了北京的数据,只有北京完完全全一点不漏地在地面留存了下来。“我们被宇宙忘记了么?”“不对,是我们甩掉了宇宙!”“北京变成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了,因为没有其他城市了!”这篇讲述“北京空间”的小说包含了一种全球化的反智。我写过一篇《天涯共此时》,从时间上探讨这个问题:央视春晚每年除夕晚上二十时准时开始,甚至不顾国际日期变更线来凝聚世界各地华人,但随着中国人扩张到宇宙中,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作用下,这个时间问题变得荒谬,如果再要用一个固定的“北京时间”把分布在各大星系的华人凝聚起来,就需要发明一种时间政治工程学来平衡相对论。但无论北京空间还是北京时间,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后现代黑色幽默问题。

这时人们的失落感也与以往不同了。如星河的《魂系四海》,哀怨地讲述一代新人在全球化电子时代的漂泊无定。与老一辈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一样,这一代人吃着麦当劳、玩着电子游戏长大。他们大学一毕业即失业,在收入水平上与西方存在巨大落差,却故作潇洒,挥别无聊人生,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嘲笑生活和消耗自己,把整个生命寄情于网络,在电脑世界中,他们与欧洲人、日本人和美洲人无处不相遇,却找不到自我。在虚拟空间中,他们拼命从事贸易以赚取积分,换取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巨大成功。他们到处旅行,却无目的。他们陷入两难和感伤:“还是我们中国物价低廉,同样的星级武器只要区区两万余元,而在欧洲却要叫到数十万”,“深入黄河流域,也只目睹了古墓、城墙和神奇的熊猫,不能找到传说中的繁华都市长安”──而这仅仅是由于分数值不够。

于是,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也需要重新来看待,包括要重新处理乌托邦命题。若要建设未来乌托邦,则首先需要返回过去,这是中国科幻的独特悖论,导致了心灵纠结。比如王晋康的《蚁生》,写的是“文革”中,面对人性的泯灭、异化和疯狂,下放到农场的青年科学家从蚂蚁身上提取“利他素”,使原本尔虞我诈的人群表现出了极大的善良,在科学主义加集体主义的新光辉下,“文革”的邪恶在一个局部的层面完全瓦解了。但这个局部对于整体历史的意义,却在小说结束时戛然而止。飞氘的《一览众山小》写的是孔子走投无路,四面碰壁,而时代正在发剧变:公输般发明了飞机,墨子研制了热气球,老子正在探求宇宙生成演变的规律。但器和道之争没有解决;匡正人心与喂饱肚皮的关系,更没有理顺。孔子于是来到八千八百年后寻找答案。那时的中国人也在求道,却仍然得不到。孔子才知道历史其实是在一台大机器中重复。道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孔子要求回到古代,通过改变过去来改变未来。赵海虹在《一九二三年的科幻故事》中,则把历史与未来进行了另一种融合。“水梦机”是一个独特的高科技创造。这台能制造出幻象的机器可以收藏人类记忆,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不应时”的机器。女革命者泡泡偶然来到男人的实验室,与水梦机单独共处一室,聆听“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瓶子里的液体在唱歌”。她才恍然觉察到了自己的本质。她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是革命者,还是女人呢?这一幕与上海十里洋场相勾连,与血腥的刑场、夜总会的歌声相交织,呈现出一场逼真的“水梦”,最后滑入二十一世纪的复兴中国,来自海外的异乡客则成为了观察者和叙述者。

这一切的核心还在于探讨:中华文明的未来究竟怎样?它横越时空两百年(鸦片战争至本世纪中叶)的现代化应对,实质究竟是什么?吴岩的《衰败之花》或提供了一个猜想:有一天,中国各地忽然蔓长出了一种奇异花蕾,它开在哪里,哪里的人就死去,单位陷入崩溃,社会出现紊乱。科学家商讨对策,但任何的高科技应对均失灵。西方舶来的先进科技和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最后还是广东人找到了一种消灭衰败之花的办法,那便是发扬饮食大国的文明传统:吃掉它。原来这么简单。于是一切走向了繁荣稳定。

新的悲剧英雄形象

新时期中国科幻更多地关注了个体经验,特别是有着作者自身烙印的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在虚构世界中的生活细节。作者们不再像许多前辈那样,生硬地介绍一个科技发明如何给人类带来幸福,或者简单去外星球探险获得的兴奋和刺激。显然那些都是假虚的。陈楸帆在《鼠年》中写到未来世界出现了一种“新鼠”,它是为了适应国际贸易需要,由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品种,新鼠有社会分工,有宗教崇拜,能两足直行,毒鼠强对它们无效,国家于是把失业的大学生组织成庞大的灭鼠队,开赴全国各地“战区”,只因为“你们耗费了国家社会那么多的粮食和资源,花了父母养老的棺材本,到头来连份工作都找不到,连自己都养不活,你们只配抓老鼠,跟老鼠作伴”!小说叙述惨烈,充满求生与杀生的细节,灭鼠者成了国家英雄,个体却在灭鼠过程中异化,一代年轻人毁灭,极度的失落和孤独,整个活在噩梦中的感觉。

这样的悲剧英雄是普遍的。丁丁虫的《死亡考试》夺得了二零零九年台湾倪匡科幻奖的首奖。它写的是二零四六年,那时人们连死都已很难了。因为活人需要上医院,那就是在给医院创收、在给地方增加GDP。这样的摇钱树,社会有权力不让你随便便死掉。要死,就得参加考试,考取一张火化证,才有死的权利。一个叫老刚的人最终成为幸运儿,他壮烈地为自己举办葬礼,大宴宾客,然后慷慨赴死。今何在的《中国式青春》借用了超人——美国科幻电影的经典英雄形象。超人来自氪星球,降落在美国,到处行侠仗义,扮演救苦救难的现代耶稣。但今何在却设想,由于时间的误差,超人降落在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于是上演一幕幕可笑可叹可悲的剧情。再有飕飕飕的《登月自行车》:为了与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竞赛,“文革”中的中国人用大炼钢铁的方式把一辆自行车改造成了登月飞船,却被造反派诬蔑为企图把伟大领袖诱离地球。改革开放后设计师才被平反。然而,当他终于可以实施登月行动、成为民族英雄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骑自行车!

科幻比现实更现实
 

当代中国科幻体现出了对现实和未来的批判性,使它显得或许有些灰色,并且难以进入主流。实际上,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它被长期认为是儿童文学;科学界的一些人批判它是伪科学;它仍然是小众的、边缘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拥有成熟科学文化的社会;另外,想象力不受到鼓励,任何涉及未来的看法都被要求谨慎,在一个现实功利、向历史和向权威要答案的氛围中,科幻的存在是尴尬的,连发表和出版都是困难的。科幻作者基本只能在业余艰难创作,有的因为生活等原因而放弃了书写,有的作品则转向于远离现实、庸俗娱乐的小情调,等等。

但不管怎样,面对时代,科幻仍作出了真诚的思考,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并塑造了一批感人而特异的文学形象,在年轻人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七格写了《一百米身高的世界》:两千年后的上海,成为宇际城市,接待外星球的富人居住,这些宇宙巨人都是大高个,住的楼房高耸云天,用的纸币都有一张席子大。而地球人都是穷人,为节省资源,身高被压缩,最低的仅十公分。他们天天憧憬着一个人人一百米身高的世界。一位科幻爱好者写出读后感:从去年暑期到今年暑期,我都在海南岛的南北两端沿着东海岸线奔波。去年暑期,还可以看到无人开发的海岸线的美丽,蔚蓝的海水,外形神似少女的分界洲岛。可是今年国际旅游岛的规划一确立以后,房价以近光速飙升,一个月就可以三千升到一万,然后大蒜、青菜、生姜、绿豆、食用油、卫生纸、卫生巾也跟着一起落霞孤鹜齐飞;生活越来越拮据,工作任务越做越重,工资却无所动静。无数高楼瞬间拔地而起,遮天蔽日。现在,东线路上已经看不到纯净的海岸线了,被无数的楼盘别墅分割。当我看《一百米身高的世界》时,汽车正好穿梭在高楼大厦的阴影间,一瞬间,差点惊呼出“神作”来!这是多么贴切多么现实的感受啊!那么多委屈、憋屈、卑微的情感皆无计可消除,只有读《一百米身高的世界》!那一刹那,欲哭无泪,科幻原来竟可以比现实更现实!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坛》双月刊2010年第五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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