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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科幻作家:科幻难得诺贝尔奖

“在瑞典,科幻作家的主要题材是反乌托邦。我也写这个。”来自瑞典的女科幻作家Karin Tidbeck严肃认真地对我说。这让我很困惑,瑞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五万美元,高福利国家,幸福指数很高,为什么如此反动,但作为腼腆的中国人,我也没有好意思问。也许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关吧。
这是三月二十一日,应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爱娃的邀请,我与美丽端庄个子高高而又气质出众的卡琳及使馆官员在三里屯的丽江饭馆一坐一忘共进午餐。一坐一忘的菜不是很好吃。这一带都是大使馆,戒备森严,让人心惊胆战。

(下图为瑞典驻华大使馆)


卡琳是来京参加老书虫文学节的,二十二日还要和飞氘一起做一个跨国科幻演讲。
虽然不久前接受过瑞典国家电台的采访,但瑞典科幻对我来说仍是一个陌生命题。有很多问题我要问卡琳。
比如,瑞典有多少人写科幻?她回答说,在瑞典,写科幻的跟写奇幻也不太分,一般又写奇幻又写科幻,有三五十人吧。在瑞典,每年出版科幻小说五到十部。(考虑到瑞典人口只有九百多万,不到北京市人口的一半,更不到中国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量还是挺惊人的,我觉得)
卡琳说,科幻在瑞典地位不高,主流文学和出版社都看不起。(嗯,这倒是跟天朝一样,我放心了一些)
很多中国科幻迷关心科幻能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哦,那很难。多丽丝•莱辛倒是得过,但大家都不认为她是靠科幻小说得的奖。”卡琳笑了。
瑞典也没有自己的科幻电影,因为特技不行。但大量进口美国电影。不过,瑞典人自己拍了一个很好的科幻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机器人的,讲机器人有没有人性。
瑞典科幻都流行什么题材呢?卡琳说,以前写太空航行啊赛博朋客啊的都有。现在,瑞典人主要写政治方面的反坞托邦,写很灰暗的世界。“是因为你们国家的黑夜太长了吧。”我说。卡琳和陪同的两位瑞典驻华使馆官员都笑了:“是,是!”卡琳说,另外,瑞典也是喝咖啡吃糖最多的国家,可以抗忧郁。这时我才踏实了一些。我想在中国,那么多有毒食品,还有雾霾,我们也没有写那么多反乌托邦。毕竟白天长一些。
蒸汽朋客?哦,有人在写,但没出版。
卡琳本人的一个小说集正在译成中文。“那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有科幻,有奇幻,也有民间传说。”
她写过一本反乌托邦的科幻长篇,背景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其时,北欧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毛泽东思想大行其道,大家都要用共产主义去征服世界。具体用什么办法呢?“用语言,语言能改变物质。语言用隐喻来改变世界。那么,这场运动中最厉害的便是诗人,因为诗人是运用语言的大师,只有他们能让共产主义掌控世界。”卡琳说。(嗯,北欧诗人倒是很多。去年我在瑞典大使馆还参加过一个诗歌的活动。)
卡琳说,北欧的科幻与美国不同,作家们更关注观念和想法的变化,而不是去状写未来的物质生活和科技发展。
北欧的悠久神话传统对科幻有何影响呢?卡琳说,有一部分是从传统神话里找资源的,但同时也有一部分是跟现代性有关的。她也问我,中国的科幻奇幻一定从传统文化里借鉴了许多吧,因为,中国这方面的资源丰富。(我说,中国科幻的素材来自现实,现实太科幻)
她很关心中国有多少科幻作家,有多少是女的,大家都写什么。我说女的太多了。在我讲到刘慈欣的三体卖了四十万册时,她明显地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她问中国人写科幻,遇没遇到什么麻烦。我实言告她,有的东西,还是不太好出版的。比如有的讲到文革,就有问题。另外市场也是问题。科幻在中国还是小众和边缘。几乎没有职业作家。她说,瑞典也是一样的。她自己也是业余写作。在瑞典,只有三四个作家能够靠写作谋生。
边吃边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午,这也是文化强国的一部分吧。我又产生了天下科幻迷是一家的感觉。我记得,以前还有过一次,吴岩老师请立陶宛的科幻迷和北京科幻迷一起吃饭。立陶宛也是一个小国家,人口只有三百万,但那儿也有科幻。我想,如果世界都是由科幻迷组成的就好了,像诗人改变世界一样,科幻迷也能改变世界。他们怎么解决钓鱼岛纠纷?但这也许又是一个反乌托邦故事吧。
三月二十一日这天正好是国际诗歌日。北京污染严重,美国大使馆的PM2。5指数下午达到近三百。很多人戴着口罩。但瑞典人没有戴。



爱娃和另一位使馆官员的勤奋给我留下了震惊的印象。来自一个九百万人口的国家,蓝天白云,高收入,高福利,高人类发展指数,却冒着污染和有毒食品威胁,在我帝都玩命工作,来个科幻作家,大使馆还专门请吃饭,还想法设法安排她与中国科幻作家见面,就是为了反乌托邦吗?据说天朝大使馆在外面整天忙着反制某某功某某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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